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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这一时期，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仍有一定的影响。
例如文学的创作，吴承恩的《西游记》、汤显祖的《邯郸记》都明显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密切联系。
[22]
二、与西亚的文化交流
明代中国文化与西亚文化的交流虽然仍在进行，但它的影响和作用已远不如唐宋元时期那么广泛深远。
《郑和航海图》
郑和七下西洋，其船队到过阿拉伯半岛，并出访过忽鲁谟斯（今伊朗霍尔木兹）、佐法尔（今阿曼佐法尔）、剌撒（在阿拉伯半岛南岸，或谓在今南也门木卡拉附近）、阿丹（今南也门亚丁）、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蓦底纳（今沙特阿拉伯麦地那）等国家和地区。
他们运去了中国出产的麝香、丝绸、瓷器等物，从当地商人手中买到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鸵鸟等物，并画回天堂图真本。
《瀛涯胜览》佐法尔国条载道：“中国宝船到彼，开读赏赐毕，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其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鳖子之类来换，易其纻丝、瓷器等物。”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中国还专门生产外销西亚的瓷器。
如宣德年间景德镇生产的青花折枝花卉方流执壶、青花绶带耳葫芦扁瓶、青花缠枝花卉纹折沿盆等，造型与14世纪早期西亚的金银器相似。
明初花卉纹大盘、万历青花花瓣口大盘及各式军持，还有浙江龙泉窑生产的青釉刻花大盘、大碗及用阿拉伯文装饰的瓷器，都是按照伊斯兰教的生活习俗特制的。
这些造型和纹饰具有阿拉伯民族风格的瓷器，是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文化频繁交流的结晶，具有崇高而神圣的文化内涵。
这些具有阿拉伯文化色彩的外销瓷的生产，也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它一度成为宫廷和官僚士大夫收藏的重要陈设品或实用品。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与西亚的文化交流及相互影响。
它的价值，早已超过它的经济含义，而成为中国与阿拉伯人民友谊的永恒象征。
三、与非洲的文化交流
明代初期，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曾经到达非洲的比剌（或谓即非洲东北岸外之阿卜德库里岛）、孙剌（或谓即非洲东北岸外之索科特拉岛）、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卜剌哇（今索马里布腊瓦）、竹布（今索马里准博）、麻林（今肯尼亚马林迪），与非洲东海岸国家进行经济文化交流。
有明一代，陶瓷仍然是中国与非洲文化交流的重要信物和见证。
中国瓷器大量涌进非洲国家，遍及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津巴布韦、莫桑比克、扎伊尔、赞比亚、马拉维、博茨瓦纳、南非、圣赫勒拿等国家和地区。
柯克曼曾指出过：“从14世纪到19世纪中叶，肯尼亚从中国进口陶瓷的数量等于或往往超过了所有从其他国家进口的陶瓷的总和。”
这些远销到非洲的瓷器，主要产自江西景德镇。
据学者考证，明清景德镇等窑生产的青花瓷，几乎遍及非洲15世纪至19世纪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中。
[23]中国瓷器的大量输入，大大丰富了非洲人民的精神生活。
中国瓷器不仅是非洲国家上层社会必不可少的生活器具，而且成为财富和高雅的象征。
他们大量收藏，或作为馈赠贵宾的珍贵礼品，或作为宫殿、清真寺建筑的高雅装饰品。
主持基尔瓦发掘的奇蒂克认为：“至少在15世纪，富有的人们已不用进口的伊斯兰釉陶，而主要是用进口的中国瓷器。”
同时，随着中国瓷器的广泛传播，其烧制技术、装饰艺术等方面迅速被非洲文化所吸收，有力地推动了当地制陶业的发展。
如在15世纪，埃及一个叫作格埃比的专门经营模仿中国瓷器的制陶作坊，其产品的器型、釉色、图案和风格全都模仿中国江西景德镇等地生产的青花瓷器。
总之，中国瓷器大量销往非洲的结果，使中国文化融进到当地文化之中，成为非洲国家物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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