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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曾长期担任地方官，关心民生疾苦，在诗歌创作中，能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
如《昼夜长短》充分展现了一个有高度责任感的士大夫的内心世界，及其为国为民的精神。
《田舍翁》对一辈子辛勤劳动而过着穷困生活的老农深表同情。
《悯农》、《荒村》等则严厉谴责了统治者对农民的残酷剥削。
他后来在反击瓦剌的斗争中，也写下了洋溢着爱国主义**的诗篇，如《出塞》、《闻甘州等处捷报有喜》、《夜坐念边事》等诗。
于谦的诗不事雕琢，艺术上质朴平易，明白如话，但也有推敲不足、用语欠精、有时失之平直散缓的缺点。
二、诗文的革新
正统以后，随着社会危机的逐渐加深，升平盛世的气象渐趋消失，这对文学观念、审美心理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尤其是弘治、正德以来，士人追求人格独立、个性自由的风气在江南潮涌萌动，并随着阳明心学的兴起而成为一股社会思潮，引起思想文化的变革和解放，也刺激了诗文风尚的革新。
文学复古的主张是针对台阁体之弊而提出来的。
明代最早对复古理论进行探索并进行复古的初步实践的是弘治、正德年间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
他们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有所松动的条件下，针对台阁体作品的理化和俗化倾向，提出了自己的文学理论，强调诗文有别，诗歌应该言情，并且有重声律的特征。
为了恢复诗歌创作中所应具备的审美特征，他们主张超越宋元而上，以汉唐为师。
这种文学主张，反映了要求把文学从理学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的时代呼声，为复古运动的兴起作了充分的准备。
不过，他们对台阁体的批判很不彻底，在创作上对社会的关注又很不够，艺术风格也未能摆脱台阁体追求雍容华贵的风尚，因而也就未能根本改变文坛的面貌。
弘治、正德年间继起的前七子公开亮出了复古的旗号，掀起了第一次复古运动的**。
后来嘉靖、万历年间的后七子，又掀起第二次复古运动的**。
直至天启末年、崇祯初年，复古运动的第三次**又再度掀起。
这场复古运动从弘治年间一直持续到明末，绵延了大约一个半世纪之久。
明末的复古运动及其诗文创作下面将作专门的论述，这里将集中介绍明中叶“前后七子”
的文学主张及其诗文创作。
前七子是指弘治、正德年间的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廷相、康海、王九思，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
后七子是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徐中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
前后七子都提出相似的复古口号。
前七子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后七子也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
。
他们共同的宗旨，都要求恢复主体与客观社会现实、情与理、意与象、诗与乐的完美统一，即恢复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审美理想和审美特征。
从这一点来说，可谓是“复古”
。
但同时，他们针对宋元以来理学家倡理贬情的文学观，特别是台阁体创作中的理化与俗化的倾向，着重强调主体感情的价值与地位，倡导向民歌学习，恢复文学创作表达真实情感的传统，又适应了明中叶社会生活的变化，反映了当时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桎梏、追求主体自由、实现人生价值的要求。
从这一点来说，他们的主张又具有创新的意义，是试图通过复古达到革新的目的。
因此，这种复古运动，就起到了打破明前期文坛程朱理学的垄断局面，开启了明后期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先河，成为明代的文学思潮从前者过渡到后者的桥梁。
不过，复古派虽然反对理学家的重理轻情、以理贬情，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怀疑和否定理学家所倡导的这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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