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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能对它进行直接的剖析批判，对“情”
本身的合理性又缺乏深入的研究，对它的肯定也显得不够明确，不敢旗帜鲜明地为主体情感高唱赞歌，不敢公开大胆地追求个性的解放。
他们总是在封建伦理道德与主体情感要求之间寻求调和，力图做到理与情的和谐统一，从而陷入矛盾而尴尬的窘境。
同时，复古派也没有认识到，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总是与某个民族特定历史阶段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感情相适应的，而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又都有其特定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规范，具有很强的封闭性与稳定性。
在现实生活和思想感情早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他们不是进行相应的审美理想的革新，并寻求与之相应的艺术形式，而是要求作家严格遵守古典诗歌的体裁法度，按照古典诗歌的审美规范来表现现实生活，“以古之辞，述今之事”
，甚至“抑才以就法”
，试图重铸古典诗歌的辉煌。
这样，按照古典诗歌的审美规范来剪裁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势必使作品变得苍白无力，空虚软弱，甚至落入模仿抄袭的窠臼。
事实也正是如此，越到后来，这种模仿抄袭的现象便越发严重，以至“雷同翻复，殊可厌秽”
。
因此，复古派的创作成就总的来说不是很高，因而复古运动最终都又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
虽然复古派的创作总体成就不高，但他们还是写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优秀作品。
复古派的成员，大多数属于比较正直的士大夫，对执掌朝政的腐朽势力持反对态度，第一次复古运动的作家曾与昏君、外戚特别是以刘瑾为首的宦官势力作过斗争，第二次复古运动的作家也参加了反对权臣严嵩及其党羽的政治斗争。
他们都结合自己的斗争经历，写下了一批揭露、抨击社会黑暗现象，同情劳动人民遭遇的诗文。
同时，由于他们力求恢复主体与客观世界、情与理统一的古典审美理想，强调主体精神特别是主体情感的地位，也使得他们在创作中注重描绘丰富多彩的感情世界，展现自己的人格。
因此，他们的许多作品，都写得个性鲜明，感情真挚，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前后七子想以文学复古求革新，但摹拟的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因为摹拟本身与作家的创作要求是有矛盾的。
于是文坛上就有要求打破僵化的平衡，对“文必秦汉”
的主张予以反驳。
提出修正意见的是嘉靖年间的王慎中、唐顺之、李开先、陈束、赵时春、任瀚、熊过、吕高，号称“八才子”
，以王慎中、唐顺之为首。
八才子后又有茅坤、归有光提出专以唐宋古文为规范，因而被称为唐宋派。
唐宋派作为反对前七子的复古派，其贡献并不在于他们提出的唐宋古文和秦汉古文相抗衡，而在于他们进一步要求文章能表露作者内心的真情实感，力求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
他们虽然也是模仿古人，但其模仿对象不是遥远的秦汉，而是时代距离较近的唐宋，贴近现实，也体现了语言文字之间的体态神情，容易引起共鸣，为人们所接受。
他们所写的诗文，一般都宛曲流畅，平易近人。
诗歌创作也大多能实践他们的主张。
王慎中早年受前七子的影响，诗文模仿秦汉盛唐，晚年提倡唐宋散文，对欧阳修、曾巩、王安石等人的作品尤为推崇，其创作思想也仍离不开复古派的范畴。
他的诗五言尤受人推崇，写景抒怀，颇有风致，其散文成就高于诗，文笔雄健流畅，气势豪宕而富于变化。
受王慎中影响最深的唐顺之，虽然在奉秦汉为宗转为宗法宋人的问题上，起初他比王慎中保守，但后来他对拟古派的攻击则比王慎中更坚决。
他指出作家的作品应有各自的特色，不能抄袭古人，也不必做作，而要保持天然的本色。
虽然他和王慎中一样，也只能做到效法欧、曾，未能完全摆脱古人窠臼，但他对创作的见解却比王慎中深了一层，标志着以复古求革新的探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他的观点对后来的公安派和竟陵派的反复古有很大影响。
他的诗文，直抒胸臆，信手写来，文风简雅清新，间用口语，自然生动。
茅坤敬佩唐顺之并发展了他的理论，他进一步肯定了唐宋文，认为一切传统文人和八大家所以动人，是因为其“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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