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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戏曲与乐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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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戏曲艺术
明代戏曲的主要形式,仍然是杂剧与南戏。
但与元代相比,明代的杂剧和南戏从形式到内容都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总的发展趋势,是北曲杂剧日渐衰微,而南曲戏文却日渐兴盛,并形成了以南曲为骨干而兼采北曲的新的戏曲体制——传奇。
由于人数众多的文士的参与,传奇艺术集古典戏曲之大成,在嘉、万之间出现了两次发展的**。
明代初年,元杂剧仍在剧坛流行,出现了不少杂剧作者,但其作品大多取材于神仙释道,宣扬封建礼教,从内容和文辞俱不足观。
如周王朱有燉所写的《牡丹仙》等三十多种杂剧,虽音律和谐,但内容却极其贫乏。
到明中期,南戏逐渐兴盛,杂剧的创作受其影响,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作家和作品。
如王九思的《沽酒游春》借杜甫斥责权奸李林甫的故事鞭挞现实政治的黑暗,康海的《中山狼》借东郭先生不讲原则的仁慈对温情主义作了辛辣的讽刺。
而徐渭由《渔阳弄》、《翠乡梦》、《雌木兰》、《女状元》四个杂剧所组成的《四声猿》,不仅蕴涵着民主进步的思想内容,而且充满着“怒龙挟雨,腾跃霄汉”
般的**。
此外,王衡的《郁轮袍》、徐复祚的《一文钱》和孟称舜的《桃花人面》等,也都是杂剧的优秀之作。
在北曲杂剧盛行的同时,南戏一直在民间流传,保持质朴的特色。
到了成化、弘治年间,由于地域的不同与观众成分的差异,逐渐形成不同的声腔,并日渐兴盛起来。
据徐渭《南词叙录》说:“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
称余姚腔者,出于会稽,常、润、池、太、扬、徐用之。
称海盐腔者,嘉、湖、温、台用之。
惟昆山腔止行于吴中,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听之最足**人。”
沈宠绥在《度曲须知》中指出:“词既南,凡腔调与字面俱南,字则宗洪武而兼祖中州;腔则有海盐、义乌、弋阳、青阳、四平、乐平、太子之殊。”
可见在嘉靖以前,南戏的各种声腔已经并存,并且已走出其发源地而四处流播。
其中,尤以弋阳腔、海盐腔、余姚腔和昆山腔的影响最大。
这些声腔都具有“剧种”
的意义。
随着南戏诸腔的大盛,北曲杂剧渐成衰落之势。
南曲真正**的到来,与魏良辅全面改革昆山腔的成功有直接的关系。
魏良辅,字尚泉,豫章(今江西南昌)人,寄居太仓南关,熟谙南北曲,他“愤南曲之讹陋”
,决心加以改革。
嘉靖年间,他在善唱北曲的张野塘、笛师谢林泉、老作曲家过云适的协助下,吸收海盐、弋阳各腔之长,以及江南民歌小调的某些精华,并融合北曲的演唱技巧和结构严谨的艺术成果,对流行于昆山一带的唱腔进行改造,形成一种耳目一新的昆山腔。
新变昆腔在咬字发音上,富有字头、字腹、字尾、开口、闭口、鼻音等种种技巧,喉转声音像蚕丝一样的轻柔婉转,并兼有弋阳、海盐、北曲的韵味,成为一种舒徐凄婉的全新腔,称“水磨调”
,引起民间艺人和士大夫的重视,起而效之者甚众,“而北词几废”
[18]。
不过,改革后的昆山腔当时还只停留在清唱阶段,尚未登上戏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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