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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官修史书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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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官修的书籍，据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统计，有二百多部，尤以明朝前期为多。
其中官修史书关于本朝史事的，以《实录》和《大明会典》最为重要，关于前朝史事的以《元史》较有价值，另外还有数量繁多的志书。
这些史书的纂修，虽也存在不足之处，但仍然显示出官修史书所具有的优势。
[1]
一、修史制度的变化
我国自汉朝以来，历朝都十分重视本朝史的撰述，不仅有起居注和日历的修纂，还有纪传体国史的编修，并有专门的修史机构。
最晚到西汉时，便有了史官记录帝王每天言行起居以及军国政务处置情况的“起居注”
，到两晋南北朝时期，起居注的撰修已相当普遍。
无论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有起居注，即使一度“篡夺”
东晋政权，在位时间不足半年的“楚帝”
桓玄，在兵败西逃，身陷绝境之时，还念念不忘“于道作《起居注》，叙其距义军之事。
……不遑与群下谋议，惟耽思诵述，宣示远近。”
[2]此后，历隋、唐、五代、宋、辽、金、元诸代，起居注的撰修沿袭不改，形成定制。
日历是在起居注和其他材料的基础之上，以日月为序撰修的一种史事长编，始于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
此后直至元代，都有日历的撰修。
起居注和日历的撰修为实录和纪传体国史的编纂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国纪传体国史的纂修，从东汉由朝廷遴选史才，以纪传体形式修成《东观汉记》以来，历朝大都沿袭仿照。
北魏时有了专门的修史机构，至北齐时正式设立了史馆，并成为朝廷诸司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机构，唐代官修国史成为定制。
这种制度对当代史事的记载与保存十分有利，唐以后一直被沿用。
即使在辽、金等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政权内，也设有国史院负责撰修国史。
元代名称上改为翰林兼国史院，将二者合并，但国史院仍然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并未失去其专司国史撰修的性质。
然而，到明代修史制度就发生了变化。
明人陆容曾在《菽园杂记》一书中指出：“国初循元之旧，翰林有国史院，院有编修官。
……若翰林学士待制等官，兼史事，则带兼修国史衔。
其后更定官制，罢国史院，不复设编修官，而以修撰、编修、检讨专为史官，隶翰林。
翰林自侍读、侍讲以下为属官。
官名虽异，然皆不分职。
史官皆领讲读，讲读官亦领史事。”
据此可知明朝建国不久便废除了国史院，使翰林院的侍读、侍讲等官员与史官在职掌上相混淆，翰林院与掌起居注、修史的史馆合而为一的事实。
明代立国不久，延续千年的起居注撰修和已历数百年的日历撰修皆被停止。
明太祖在称帝前和称帝之初，都曾设置起居注官员撰修起居注，宋濂、魏观、王直等都担任过起居注官，负责撰写起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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