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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性是建立在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性的科学批判和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神秘性的合理改造这两块基石之上的。
在马克思看来，唯物主义在其发展历程中主要有三种形态：纯粹的唯物主义、直观的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
费尔巴哈是直观的唯物主义的主要代表，他冲破了唯心主义的哲学垄断，恢复了唯物主义的王位，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生涯，促成了他们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
但是，费尔巴哈在否定黑格尔的哲学唯心主义时也一道抛弃了其中蕴含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而使自己站到了直观的形而上学的哲学立场。
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比‘纯粹的’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
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
[2]他们“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3]，因此，“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
[4]。
直观性成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主要特点和主要局限之一。
为此马克思指出：“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
[5]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强调革命的实践批判活动的意义，强调对于直观的唯物主义的辩证超越。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对世界的实践理解，这实际上就是辩证理解。
因为实践的最根本特性就是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因此，它“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6]。
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是在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中得到表现和实现的，在社会历史运动中则正是内在于人的革命的实践批判和理论批判活动之中的，因此，它不是一个纯粹抽象的思维法则，而是自然、社会、人和思维世界的普遍规律。
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不仅与对现实世界的唯物主义理解密切相关，从而具有坚实的客观基础，而且是与对人的社会历史实践的合理理解内在相关的，从而更加全面、彻底。
它不仅是自然辩证法，也是社会辩证法、历史辩证法、人性辩证法、思维辩证法、实践辩证法等，是真正具有广泛性、普适性和有效性的辩证法；它不仅是客观辩证法，也是主观辩证法、活动辩证法；它不仅关注和尊重人与世界关系的自在的辩证运动和过程，而且把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作为一种积极的革命的因素自觉地加入到人与世界关系的辩证运动过程之中，通过实践的合目的性展开来影响人与世界关系的辩证发展方向和过程，使之向着有利于人的方向变化，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理想的和人道的进化过程。
当代大实践、大科学和大哲学的产生和形成，则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揭示出自然—人—社会大系统的普遍联系和辩证运动，证明并且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世界的辩证理解和解释。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性具有双重的含义：其一是在观察、理解和说明任何哲学对象与哲学问题时，都加以自觉贯彻应用的强烈而又深沉的历史视野、历史逻辑和历史方法；其二则是对于人类社会历史问题的密切关注、深刻理解和独到解释。
正是在二者结合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自己的历史的唯物主义。
众所周知，黑格尔在社会历史观史上第一次正确地把人类的历史描写为一个辩证运动和发展的过程，并试图揭示这个过程的内在规律性，从而显示出巨大而深沉的历史感，甚至向我们暗中指出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但作为一个彻底的客观唯心主义者，他把社会历史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归结为那神秘的绝对精神及其外化，从而最终不能达到对于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
恩格斯指出：“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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