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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笑了，从妻子怀里抱过去儿子，亲了一下。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
“我知道一发表准会闯祸的。”
——他又笑了笑。
我再问：“还能发表诗吗？”
他说：“能。
但几乎没精力了。”
话剧《假如我是真的》，是中国版的《钦差大臣》——一个农民的儿子，冒充高干子弟，过了一段时期风光日子，结局当然是被戴上了手铐。
在法庭上，他自我辩护时说：“假如我是真的呢？”
该话剧是根据当年曾引起广泛关注的案件创作的，那句台词也流行了一个时期——在被禁演后。
所谓“墙上”
是指北京西单曾出现的“民主墙”
——油印的钢板刻字的小说《社会的档案》，一页页用糨糊贴在墙上，口口相传，不胫而走，内容是——在父母被关押时还是少女的女儿，流浪街头；父母出狱时，她成了流氓团伙的女首领，并且死不悔改……
北影厂请作者将此篇小说改编成了电影剧本——有关领导制止过，北影厂却“按既定方针办”
；剧本发表在北影厂的刊物《电影创作》上，当时该刊已有四十余万发行量。
这种不听话的表现，成为电影界内部通告批评的事件。
可见，当年文艺界确有了一定程度的民主协商氛围，反批评很正常。
除了惊动最高层已然定调的作品，反批评的文章往往也可在报刊上发声。
《社会的档案》之事，发表在正式刊物上也就发表了，有关方面并未大加挞伐，波澜不惊地就过去了。
而原是普通工人的青年作者，因创作才华显现，被调到了全国总工会搞宣传。
至于朦胧诗，现在看来，没有什么读不懂的。
朦胧诗之所以使某些人不高兴，乃因某些而非全部朦胧诗“调子太灰”
“反叛现实的情绪过于强烈”
“必将对成长期青少年之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不良影响”
……
当年，文艺界与主管部门，一度形成过这样一种关系——文艺界有较宽的自主决定权，但主管部门也有问责权。
一般情况下，批评只针对作品，罚不及人。
停报停刊、撤职降级、开除公职的处分极少实行，更多的时候是“打招呼”
，提出忠告或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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