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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语丝》自创刊一出，读者纷纷抢购，把原来拟印一千五百的计划打破了，重版连印至七次之多，李小峰等喜出望外。
这意外的畅销表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界的苦恼于时代环境的逼压，一旦有能代表其心声，都极力拥护。
因此《语丝》就一帆风顺地突跃前进。
而利之所在，却又多不过问。
《语丝》除了印些稿纸分发写稿人之外，每月集合有关系的人吃一通馆子，聚谈一下。
这种聚会，鲁迅从来不参加的。
积存还多，就陆续印了些书。
《呐喊》《中国小说史略》等也轰动一时，为读者所爱好或作课本，于是北新书局在翠花胡同挂起招牌来了，这时为文化事业而努力，北新还是单纯的。
因此同时反对旧礼教、反封建以至反对帝国主义，自“五四”
以来即成为新文化的旗子。
李小峰也知道这个招牌响亮，对杂文也知为读者所欢迎。
后来与现代派斗争，攻击那批投靠军阀的吧儿狗们，至今读着鲁迅这些当时战斗性的一针见血的文章，后来收在《华盖集正续编》还虎虎有生气，为当时死气沉沉的旧社会投下一颗连珠响炮。
为测验读者，最好的评价，周作人的《点滴》销路并不见佳。
鲁迅的《呐喊》等书则销路至畅，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北新对鲁迅的出版方针与政治思想就得顺应不违，这时的北新是相当尊重鲁迅的。
鲁迅除此达到新文化事业的推广外，也没有更多的要求，所以他的《呐喊》虽然畅销，但在当时卖了以后，鲁迅亦未结算版税，就是明证。
这一切由于鲁迅自己对文化活动的看法，始终是不采取靠卖文为生的态度的，始终是自己掌握了主动。
如果仅只是依靠卖文过活，则必有所迁就，对书商以营利为目的的投机性要听从。
对思想的束缚性也被环境所迫而不能运用自如，独立思考了。
所以他对书店的态度，取我行我素的不受牵制态度，如有不同其主张的，宁肯别家出版，或自行印出。
其所以开始对北新有几许帮助之意，“我以为我与北新，并非‘势利之交’”
，又说“但在当初，我非因北新门面大而送稿去，北新也不是因我的书销场好而来要稿的”
。
（见1933年1月2日鲁迅致李小峰信）但到后来“销场好”
了，新文化招牌打出来了，李小峰的店面由个人接近文化而改成家庭商业投机，走反动路线，这时就必然对鲁迅冷淡，甚或恐怕因鲁迅而受政治牵连，于己不利。
他的第二个哥哥仲丹插入，在上海也有了分店时，招牌依旧，但已经有了商业化的变色，另搞别的生意。
从1927年鲁迅到了上海，看到书店重心南移，住家在新闸路，店面在四马路，小峰一面对鲁迅貌为拖住，以便仍捧住灿烂发亮的新文化招牌，一面任令家庭圈子扩大，以做伪县长的大哥李志云和其妻妹等辈操纵其间。
以出版事业为博利工具，每遇外地订购书信到来，大家抢着窥视有无汇票在内，谁抢到手，谁就先得，店事、业务、出版计划、一切措施，无不从这方面着想，诚腐败透顶，把崭新的一个新文化招牌毁坏于俄顷。
就连招来的驸马，也并不高明，主张“顺而不信”
的那位赵老爷，早已在文坛上腾笑众口，而北新的出版路线，也早已变质变态。
只求有利可图，不问张三李四：先出《性史》，后卖《情书》，鲁迅《教授杂咏四首》，咏北新关系的占了一半，鲁迅的慨叹，实亦情见乎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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