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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上海的工作大部分编辑、写作、出书，1927年计给北新出了《唐宋传奇集》，编《语丝》《野草》，1928年在北新出了《思想、山水、人物》《而已集》，为《北新》半月刊每月译《近代美术史潮论》，编《奔流》，差不多整个工作重心都放在这里了。
但从北新的对待鲁迅态度是怎样的呢？看看鲁迅给白莽的信：“《奔流》登载的稿件，是有稿费的，但我只担任编辑《奔流》，将所用稿子的字数和作者住址，开给北新，嘱其致送。
然而北新办事胡涂，常常拖欠，我去函催，还是无结果，这时时使我很为难。
……至于编辑部的事，我不知谁在办理，所以无从去问，李小峰是有两月没见面了，不知道他在忙什么。”
这是1929年6月25日写给白莽的信，到同年8月17日鲁迅等待到忍无可忍，恼起火来，写给矛尘的信里有如下的话：“老版（板）原在上海，但说话不算数，寄信不回答，愈来愈甚。
我熬得很久了，前天乃请了一位律师，给他们开了一点玩笑，也许并不算小，后事如何，此刻也难说。
老版今天来访我，然已无及，因为我的箭已经射出了。”
鲁迅是个热情而认真负责的人，对于期刊的约稿，是一个个字负责看的，尤其像《奔流》那样全部是译稿，就必得对照原文来看，有时投稿者虽是名人，他也必找出原书校对一过，有的译品也犯了顺而不信的时候，他就毫不客气地给予改正，或托人查书对照，对自己要求如此不含糊，对别人至少也希望认真对待这一工作才是。
而李小峰的办北新出版事业，却对鲁迅“说话不算数，寄信不回答”
，这种态度，慢说对鲁迅不应该，就是通过鲁迅对一群辛苦工作的青年投稿者们也显得傲慢不合情理，迫得鲁迅难以继续进行工作！
所以借算版税请个律师“开了一点玩笑”
，看他能装死不能？因此也知道北新另有意图的乱花钱向政治做活动，在鲁迅的确是开玩笑出之的，当时还有郁达夫、章川岛两位先生从中调解，还容许北新分期清算版税，其实印过多少书，版税实有几多，鲁迅一向并不知道，当时没有作者印证为凭。
自请过律师之后，北新印书每次来向鲁迅请领版税证，亦仅限于上海范围，寄到外埠的，我们就经过熟人转告过并没有贴上印证。
鲁迅也明明知道这些情况，但是他并没有向这方面计较，可见其意不在此了。
他倒认为政治压迫愈甚，他的书能销售愈多，对敌人就是一个胜利。
但北新的惟利是图的算盘，是从不为正确的政治影响、青年获益着想，所以对鲁迅的著作亦有限度的。
《二心集》的有关政治性、斗争性强的书，固然不肯出，就是《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也不敢出版。
鲁迅为了争取出版，就不惜应联华书局的、原是北新小职工、奉北新命来与鲁迅接洽事务的一位费慎祥的请求，一面同情他家庭困难，交给他出版，有时甚至代付印刷纸张费用。
照实说，几乎是鲁迅自己出资印书，而售书所得，则从未结算。
故每政治压迫愈甚，鲁迅的处境愈艰，公开的书店如北新的乘机装死亦益有加，甚而鲁迅为了安全而去稍远的地方，如看病等，往来多临时雇汽车，他们又故作宣传，说鲁迅很有钱，你看他出入都坐汽车，使鲁迅闻之更觉此辈居心的不可问，反而承认自己不够“毒”
。
但鲁迅的同情心非常之大，尽管有不合理的待遇，一旦对方遭遇困难，即首先撇开自己，为他人设想。
1931年北新书局曾经被封，鲁迅即驰书向小峰慰问：“在北新被封时以至今日之开，我竟毫不知其中经过情形，虽有传闻，而不可信。
不知兄现在是否有暇，且能见访一谈否？如有，则希于任何日之下午，直接莅寓为幸。”
（见1931年4月26日鲁迅致李小峰信）这表示何等的关切。
又1933年，《两地书》原拟交给天马书店出版，北新得到消息，要求给他。
鲁迅回信说：“北新又正在困难中，我倘可以帮忙，自然仍不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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