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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毫无疑问，核心感觉仍然存在。
每一个中产阶级人士都有隐而未发的阶级偏见，只要一件小事，就足以挑起，而且四十岁以上的人很可能笃信自己的阶级为下面的阶级做出了牺牲。
告诉一个绅士出身、不善思考、竭力靠一年四五百英镑撑着门面的普通人，他是寄生虫似的剥削阶级的一员，他会觉得你疯了。
他会衷心向你指出，在好多方面他还不如一个工人过得好。
在他眼中，工人们不是受压迫的奴隶种族，而是一股邪恶的洪流，汹涌而上，要吞噬他、他的朋友和他的家人，要扫除一切文化和一切体面。
因此，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警惕不安，忧心工人阶级恐怕过于兴盛。
战争刚刚结束，煤价居高不下时，有几期《笨拙》便登载了一幅图片，画着四五个面目阴鸷的矿工开着一辆廉价汽车。
一个朋友路过时，大声问，他们从哪儿借的车？他们答道：“我们买的这玩意儿！”
你看，这就足够上《笨拙》了，因为矿工居然买了辆汽车，哪怕是四五个人坐一辆车，也是大逆不道，是违反自然的罪行。
十几年前就是这般态度，而且我没有发现有证据表明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
工人阶级已经被失业救济金、养老金、免费教育等彻底惯坏了，道德沦丧、无可救药这种观念仍然广有拥趸。
或许，最近认识到失业问题确实存在这一点，让它稍有松动。
对于很多中产阶级人士，很可能对于大部分五十岁以上的人来说，典型的工人形象还是骑着摩托车赶往劳介所，用浴缸放煤的那种，以及用轻蔑的口吻说：“你能相信吗，亲爱的？”
他们真的领着失业救济金就敢结婚！
阶级仇恨看似在减少的原因在于——现在书面上不太提了——部分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拐弯抹角的习惯，部分是因为报纸甚至书籍现在都要迎合工人大众。
通常，私人谈话最适合研究阶级仇恨。
但如果你想要些白纸黑字的例子，已故的圣茨伯里教授的附论值得一看。
圣茨伯里是一位博学之士，按一定标准来看，也算是一位高明的文学评论家，但谈到政经问题时，他与同阶级其他人的区别仅仅在于他脸皮太厚，年岁太高，已经丝毫不觉得有什么理由要顾及普通礼貌。
照圣茨伯里的话说，失业保险仅仅是“为供养一群啥也不干的懒汉做贡献”
，整个工会运动不过是一种有组织的乞讨：
“乞丐”
作为一个词来说别人，现在几乎可以被起诉了，不是吗？尽管，就全部或部分地被他人供养这个意义上说，成为乞丐就是我们国民中大部分人，还有一整个政党的热切抱负，而且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
（《第二本剪贴簿》）
但要注意，圣茨伯里承认失业是必然存在的，实际上，认为它应该存在，只要能尽量折磨失业者就好：
难道“临时”
劳动力通常不是一个安全稳固的劳动体系的核心奥秘和安全阀吗？
……在一个复杂的工商业国家，工资稳定的持续就业是不可能的，而以堪比就业工资的失业救济金来救助失业者，一开始就会引人堕落，迟早要走向灭亡。
（《最后一本剪贴簿》）
在没有临时工作可干时，“临时劳动力”
具体又会怎么样并没说清。
想必（圣茨伯里赞同“好的穷人法律”
）他们得去济贫院或者睡大街。
至于每个人都“至少应该有机会糊口”
这种观念，圣茨伯里不屑地批驳道：
就连“生存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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