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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让科幻小说延续到20世纪所必需的叙事提升。
通过对传统科幻小说的叙事方式加以改造，威尔斯的发明——斯塔博福特将其称为“促进设备”
——使得梦境故事和对未来的预言显得更加令人信服。
预言对威尔斯而言非常重要，甚至可能远胜于科幻小说的其他要素。
虽然他笔下的机械令人印象深刻，但威尔斯的兴趣所在并不是技术上的可行性，而是人类在社会与政治上的潜力。
在《世界大战》中，火星人令人畏惧的技术起到了一种近似于人类学描述的作用。
威尔斯将火星人与19世纪的帝国主义势力进行类比，并成功地建立了二者之间的比喻关系——而伊恩·埃金顿和德·伊萨艾力等精明的现代创作者又在《伟大的博弈》（TheGreatGame）和《赤红印迹》（ScarletTraces）等视觉小说中拓展了这一主题。
与之相比，《时间机器》一书则堪称阶级评述的载体，并且十分符合创作背景的时代精神。
比如，在虚构小说之外的领域，西奥多·德莱塞等美国作家便以小说作为载体来探讨社会上的不公现象（同时也提供了许多完善的人物形象分析）。
就像传记作者W.沃伦·瓦加尔在《H.G.威尔斯：时空穿梭》（H.G.Wells:TraversingTime）中所写的那样：
时至今日，哪怕读者对19世纪末的欧洲和美洲都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一点皮毛，威尔斯小说的主题在他们眼里也是一目了然的。
《时间机器》是一部关于阶级斗争的寓言。
生物学揭示了异化现象的可能性，而对“社会问题”
——资本与劳动力之间日益激化的冲突——的认知则揭示了异化发生后可能遵循的脉络。
正是威尔斯在外星装置之外对社会问题的高度关切引导了蒸汽朋克文化中的特定领域：从对所谓的“绿色运动”
的关注，到由无政府主义者运营的《蒸汽朋克杂志》。
对于蒸汽朋克文化最优秀的参与者而言，社会意识无疑是十分关键的，因为他们必须时刻对19世纪那些不怎么激动人心的元素抱有清晰的认识。
虽然这个时代在科技和美学上都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它在政治上却难以摆脱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印记——其中，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尤其是威尔斯审视的重心。
虽然在种族与征服等问题上，威尔斯也有着维多利亚时代典型的偏狭之处，他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却紧紧抓住了社会正义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威尔斯最显著的天赋便是运用科幻元素让富有娱乐性的故事和对重要的社会问题的探讨结合起来。
有趣的是，一旦剥离了这些科幻要素，威尔斯就无法再将娱乐手段作为自己理念的载体了，他那些更加主流、更偏向现实主义的作品如今大多被人淡忘了。
两位作家从科学进步带来的模糊空间中汲取着全新的灵感，并以爱伦·坡的技术为基础，分别以各自的方式创造出了充斥着恐怖与美丽的平行世界。
这让他们为20世纪晚期及以后的蒸汽朋克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影响与刺激，这一文化群体依旧面对着那个必将始终存在的选择：是在当代语境下延续他们对社会问题的探讨，还是单纯采纳凡尔纳和威尔斯的维多利亚时代背景设置，并停留在对古怪发明和疯狂科学家的迷恋之上。
考虑到当代蒸汽朋克文化那些颇具多样性的创作——比如杰克·冯·斯拉特的蒸汽朋克工坊里那些升级翻新的古董机械，以及色彩斑斓的《格拉汉姆杂志》；比如莉比·布罗夫的时尚肖像摄影、电影《童梦失魂夜》（TheCityofLost）里的疯狂科学家、弗拉基米尔·哥夫罗德斯基的机械装置，以及埃夫莫博士的“通天塔”
建筑作品——都能看出凡尔纳和威尔斯的影响，这一在当下和过去之间不断延续的交流与争论也在其范围上变得越发显而易见。
自新艺术运动（7）——或超现实主义运动——以来，便再也没有哪种单独的思想能够如此深入地渗透到一种文化之中了，也不曾出现过这种同时依赖于两位独特且彼此不同的前辈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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