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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这样最后成了铁杆的考古人，都会感觉这是一门可以让你实现人生价值、值得为之献身的学问。
一直有朋友和学生说我谈起自己所挚爱的考古事业，尤其是二里头遗址时富于**甚至“煽动力”
，大概就是这种投入吧！
八间房：徐苹芳先生和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教育对您的影响有哪些？
许宏：我本来在地方大学当教师，前后有8年的教龄，在工作中逐渐萌生了来北京深造的想法，最大的考虑是自己的学术视野亟待拓宽。
进入社科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让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这样的学术环境以及徐苹芳先生的眼界与治学风格，培养了我看问题、做研究的一种“大气”
，尽管我的学问距先生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徐苹芳先生对我博士学位论文的指导让我受益终生。
每位导师都有不同的指导风格，有的老师让学生自己考虑选题，有的在学术观点上也有较严的要求。
徐先生说他作为导师只负责两件事，一是选题，二是方法，其他的就让我自己放开来做了。
考虑到我入学前的阅历和专长，先生给我选定了“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这一大题目，上下3000年，纵横数千里，涉及学术难题无数。
这个重担压下来，“阵痛”
了数年，使我对中国城市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宏观进程有了初步的把握。
日后接手二里头遗址，得到了一个深入探究的平台，就可以较有把握地解剖麻雀了。
我在工作中，是把二里头放在整个中国早期国家和城市文明发展史的框架中来探究的。
中国最早的宫城的发现、最早的城市干道网的发现等，都得益于若干学术理念与构想，而这些理念与构想，都源于在徐先生指导下完成学位论文时的思考与收获。
▍ 正在跟导师徐苹芳先生（右）做访谈
就以二里头宫城的发现为例来说明之。
我在做博士学位论文时梳理过中国早期城址的资料，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具有权力中心功能的中国早期城市，其外围城垣的有无在东周时期以前尚未形成定制，除二里头外，晚商都城安阳殷墟、西周都城丰镐等遗址都没有发现城墙。
但作为统治中枢、王室禁地的宫殿区却不应是开放的，一般都带有防御设施，形成封闭的空间。
在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中，我们也相信其宫殿区外围应该有防御设施。
正是在这样的信念和工作思路下，通过对已掌握的遗迹线索的综合分析和勘查发掘，我们最终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
如果说新世纪以来在二里头都邑布局的发现与研究上有所突破，是与我在徐苹芳先生指导下专攻城市考古学的学术背景分不开的。
▍ 赴日研修期间，参加东京博物馆发掘，右为日本同行
另外，我在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1994—1995年，受学校的派遣，有机会赴日本研修一年，从事中日早期城市考古学的比较研究。
这是我头一次走出国门。
在日本期间多种海外论著的研读、与日本学界的广泛交流以及围绕学位论文选题所进行的思考，都加深了自己对中国城市乃至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轨迹与特质的认识。
可以说，这次出国研修使我开阔了学术视野，也给了我此后的治学风格以积极的影响。
从那时起，我深切地意识到，把中国古代文明纳入世界古代文明的总体框架中去考察，应当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此后的对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但我的首次海外之旅，作为自己学术生涯中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令我难以忘怀的。
2008年7月，采访人唐磊、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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