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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考古人有怎样的理论、实践或者观念上的准备？
许宏：还是要有问题意识吧。
我当年接手二里头考古工作队是偶然，但其中的必然是，当时中国考古学界的学科背景正好处于转型期——从物质文化史研究为主的学科倾向，转向以不动产研究为主的社会考古。
这是考古学界的大趋势，我正好是这个潮流中的一分子，加上我的学术积累，就使得后来我在二里头的发现成为必然。
我的考古研究是时代的产物，我个人又何尝不是时代的产物呢？
▍ 1999年夏，两件大事前夕的期待与不安：当父亲与当队长
中华读书报：您之前提到，在文章中也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过程恰逢中国考古学科“由文化史为重心的研究转向全方位的社会考古”
转型，这是全球考古界的必经之路，还是当时中国社会乃至考古领域所处大环境使然？
许宏：考古学是舶来品，理论、方法、思潮是从西方来的，对我们来说，考古学是全新的学问，这就有个吸纳的过程。
如果让我以考古学人的角度来做学术史分期，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是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人的时代。
这代学者既通国学，又懂外文，跟国际考古学界没有隔阂。
第二代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由于夏鼐先生的学术辉煌期是在这个时期，我把他放在第二代最先，还有苏秉琦先生等，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引领考古学学科潮流的。
这个时期当然有大发现，但跟国际潮流有一定隔阂。
我的老师辈基本上都是第二代，总体思维就是从考古学角度探索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有民族主义的成分，但这里的“民族主义”
不是贬义词。
第三代，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
所谓转型期，现在还在转型中。
我们这代人，乃至接下来的一两代人，都处在过渡期，从以物质文化史为主的考古研究转型为面向世界的全方位的社会考古。
▍ 1980年，夏鼐先生在翻阅《考古学报》
▍ 1985年10月，苏秉琦先生在侯马工作站库房观察陶器
我的一个学术自信在于，从不同角度反馈的信息，我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和学生的认可，我的思考是要留给历史的。
世界归根结底是年轻人的，考古学的未来属于年轻人。
中华读书报：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进步，某种意义上尘封在地下的潜在考古资源必将越来越少，这样一来，在对古代遗存直接发掘之外，对此前考古发掘成果的“再发掘”
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会成为未来考古发掘工作的主要趋向吗？
许宏：这是肯定的，关于不同时代的历史会不断重写，有些电影也会隔一段时间就重拍，不同时代看待问题的观点不一样，审美也不同。
我们说考古是个经验积累的过程，挖得越多思考得越深，会不断地有新发现，这也增加了考古学科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像这些大家已经知道的考古遗址，会建成遗址博物馆，会有考古报告出版，田野考古的工作或许告一段落，但对于考古发现的重新阐释永远没有终结。
中华读书报：您曾在一个节目中说到考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时，特别提到要给后代留点考古发掘的余地，这个分寸怎么把握？
许宏：我说的这个问题，应该是这个学科的发展乃至学者个人思想成熟的一个标志。
如果我们急功近利的话，肯定希望在有生之年，在本职工作范围内，把考古发现进行得更彻底，解决所有问题。
但现在，我有了这个想法，像我主动辞去二里头考古队长职务，也是基于这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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