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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写写考古人和考古发现背后的故事是挺有意思的。
我以前的书，从《何以中国》《大都无城》再到最近的《东亚青铜潮》，都是针对某个研究对象的写作，即使图文并茂，也很难特别生动。
但《发现与推理》不一样，我的写作除了考虑内容之外，对写法也有很多考虑。
对于非虚构的写作，我很喜欢何伟（彼得·海斯勒）的《江城》。
《发现与推理》是“考古纪事本末”
的第一本，我先从好写的入手，亲历记肯定好写，所以这本书中有9篇文章都是我的考古亲历。
但也有其他内容，关于“秦代造船遗址”
“武威铜奔马”
“西晋周处墓铝片”
3篇文章，涉及的考古发现并非我亲历，也不是我的研究专长，但这是公众感兴趣的，作为考古人，我终归比公众离考古更近，所以就写了这3篇。
你看这本书的腰封上有一行字，“考古队长二十年亲历记及其他”
，一定要加上“及其他”
。
“考古纪事本末”
的内容，其实无法用二里头考古发现来涵盖，也没法用偃师商城的考古发现来涵盖，总而言之，这个系列的写作不限于早期中国的考古发现。
《发现与推理》可以说已经形成了“考古纪事本末”
的大致架构。
说起来，这个系列的第二本我已经动笔了，这次一本书就写一个考古遗址，像三星堆这样的，一个考古事件都可以单独写一本。
第二本我写了差不多14，内容偏学术。
这样的写作要求真，按理说每句话都该有出处，但要那样写的话，就难以面向公众了。
我现在的写法，公众也能接受。
中华读书报：您不止一次在公共活动现场的发言以及《发现与推理》中，都提到考古学界前辈苏秉琦先生的那句话，“在考古工作中，你只有想到了什么，才能遇到什么”
，似乎考古存在某种必然，但就如您在《丁公龙山文化文字发现亲历记》中记录的，当年那片刻字陶片是位女农民工偶然发现的。
所以，联系苏先生那句话，您如何理解考古工作中的必然与偶然？
许宏：现在看来，苏先生这句话是经验之谈。
我有了一些亲身经历，才能对这句话有深切的感悟。
有人会说，许宏很幸运，撞上了二里头遗址这样的考古发现。
但是，如果没有我的学术背景，没有我在进入二里头工作队之前那些年的学术积累，很难解释我后来的考古收获。
考古是一门经验学科，考古工作很多时候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一边发现一边思辨，每一次发现都在思辨、推理的基础上实现。
要有这些准备，才能迎接那些可能“遇到”
的考古发现。
中华读书报：以您的经历为例，为了做到“想到了什么，才能遇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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