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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在讲到丁公陶文时，您举出良渚文化陶文和陶寺朱书陶文等用“孤证不立”
来举例，但这些例子又属于不同地域的考古学文化，它们能互相佐证吗？
许宏：是这样的，目前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还是现有材料太少。
按理说，我的研究一直秉持历史主义史观，也就是说要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待，而且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具体区域中具体的考古学文化应该是大体独立的，故对相关问题应该做独立思考。
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宜把这么一个大时间段内各地出土的东西放在一起来做大而化之的阐释，这是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的。
但在文字起源的雏形和探索阶段，各个地域不同的人群大致相对独立地创制出类似的字符，并在当时形成一种风潮，他们之间还可能有一定的相互影响和作用，这是不能无视和低估的。
有学者认为丁公陶文是一种早夭了的古文字，但即使是这样一种被淘汰或失传的文字，李学勤先生等学者也已经试图把它们一一破译出来，那就说明它跟后来成为主流的甲骨文之间还是有一定关联的，否则我们完全不认识，就不可能把它解读出来，所以说这个问题应该辩证地看。
澎湃新闻：比上述遗址略晚且又是您最为熟悉的二里头遗址就出土有不少刻划符号，对此您没有提及。
文字对不少考古人来说是个执念，三星堆直播时也提及文字对破解其关键问题的重要性，但对这个时期的考古学而言，文字是必要的吗？
许宏：对，我没有提二里头那些刻划符号，是因为我个人和绝大部分学者一样，不认为它是文字。
文字确认的前提应该是已成为文书，也就是说，只有复数出现、连成字句的文书才能表达一定内容，甚至思想。
我们不能肯定单个刻符是文字，所以它们都是存疑的，目前只有极个别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有文字。
不过，我曾推测二里头应该有文字，因为它的社会结构相当复杂，已经有老师把它分成4级聚落形态，这么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如果没有文字的话，是很难想象它是如何对较广的地域和较多的人群进行管理和统治的。
二里头作为中心，如何跟各层次的聚落进行沟通和交流？如果没有文字是不可想象的。
▍ 二里头出土陶器刻符
我们看到三星堆的中心聚落，或称之为都邑，但它是一家独大的，三星堆文化并没有显现出像二里头文化那样有比较复杂的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
所以，如果说三星堆社会来组织铸造大型青铜器，三星堆人在现场完全可以使用语言进行交流，即使没有文字也无妨，即由于它的社会结构和聚落形态偏于简单，因此，没有文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中原的二里头和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时期，都属于原史（Protohistory）时代，也就是文献材料不足证、说不清楚当事人身份的时期。
考古学的主战场本来就是没有文字的史前时代和这个原史时代的，它的最大特长本来就是在没有文字文书佐证的情况下探究逝去的人类社会，它擅长解决的是人地关系、聚落形态、生产生计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问题。
文字什么时候必要呢？因为我们执着于狭义史学的概念，一定要解决人群的族属和王朝归属的问题，故而文字是必须的。
但这些狭义史学的问题恰恰是考古学不擅长的甚至是根本解决不了的，所以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关于二里头，什么时候文字是必须的？是因为我们要推断、判定二里头是夏，甚至想卡定它就是夏，在这个时候，像甲骨文那样的当时的文书材料就是必须的条件，是不可逾越的门槛。
但我们擅长研究的是二里头的人地关系、聚落形态、生产生计和这个时期的社会结构等，这些都是不需要文字材料就可以解明的。
考古学不可能单独解决狭义史学的问题，这个问题夏鼐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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