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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在北京大学做访问教授，听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李孝聪教授的讲座，他的讲题是：“下鞍进房：马背上的民族与中国都城规划管理”
。
有学者说许宏先生提出的“大都无城”
是一个颠覆，从二里头到汉代，这是典型的华夏族群的上升阶段，中国都城的规制理应是这个时期形成的，但是许宏说这个上升期反而是大都无城。
而按照李孝聪先生的观点，从北魏到元到清，严整的城郭布局居然是在北方少数族群手里进一步齐备完善的。
这个太有意思了。
如果说大都无城是文化自信的话，那么是不是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来统治庞大的华夏族群在文化上存在不自信？比如城郭兼备，壁垒森严，还有严格的里坊制度，大中轴线，建中立极，这都是用华夏族礼制来拉拢你、管制你。
除了鲜卑的北魏、蒙古的元和满族的清，隋唐也不是纯汉族，却都有这样的概念，有没有一定的道理？再往下梳理，我们来看开封汴梁，看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动态解读，就能看出一点一点的变化，这就是“后大都无城”
时代的特质。
元大都是最接近《周礼·考工记》的，汉族人刘秉忠作为总管，他积极地运用“九经九纬”
“左祖右社”
的概念。
我研究先秦城市考古，可这套制度根本没有付诸先秦的建筑实践。
现在，北京城也成了一个新的“大都无城”
，上海从清代的小城圈现在变成了完全的“大都无城”
——国际化大都城。
这都很有意思，把它串起来，就是一个新的大都无城的时代。
很多时候，我们研究的对象离我们并不远。
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墙的或有或无伴随着整个城市演变的全过程，大都无城是其中一个波澜壮阔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整个世界又变成了一个新的大都无城时代了，这非常有利于我们来考虑城市的本质问题。
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要和大家汇报的。
谢谢大家！
◎交流提问环节
提问1：我是河南商丘人，我们那里经常会有水灾，旁边的菏泽都认为自己是国都，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许宏：我们知道张光直先生生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在商丘寻找商城，他一生中最后这个举动究竟是成还是败，大家是有不同看法的。
我们传统的学者、老一辈学者是先树立了一些信念，包括二里头发现者徐旭生先生都是先处理文献中比较靠谱的记述，然后圈定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夏的中心活动区域，这样才找到二里头。
张光直先生也是这样，他觉得商的起源应该是在东面。
现在大家的评价至少是通过这个努力找到了被认为是商的后裔的宋国国都商丘宋城，但是现在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考古工作也不够，这个问题还没有解明。
所以这个也是我不愿意轻易地把我们的考古结果和文献记载上的资料结合的认知前提。
你说二里头是没有异议的，就是指那批物质文化的东西，但是你要说夏，你得跟我说是哪个先生口中的夏，那是不一样的，有些学者口中的夏就是二里头，另外的学者口中的夏不但包括二里头，还包括龙山文化。
邹衡先生认为先商是下七垣文化，但张光直、栾丰实先生不同意，认为在豫东鲁西。
我们说夏是有不确定性的，而二里头文化则无疑义，至于鲁西的遗址定性也是历史解释的问题，已经脱离了客观的材料。
张先生含恨离世，没有在他离世之前找到先商的都城，但是张先生的精神，以及循着历史文献中的线索来找这个思路是值得肯定的。
▍ 1994年，张光直先生在商丘老南关谷城发掘现场观察出土陶片
提问2：老师，您刚刚说城市探索中有一个“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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