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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其他国家的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相比，有一个好处，即我们与研究对象之间有文化上的浓重的亲缘关系。
这使得像甲骨文这样完全失传的文字，一旦进入民国学术大家的法眼，就结束了常年被国人当药引子吃进肚子里的命运。
这些大学问家马上通过《说文解字》这样的字书，将甲骨文和当代汉字联系在一起，迅速解读。
这与法国学者商博良解读罗塞塔石碑，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是我们的优势。
▍ 1918年深秋，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进行野外调查
▍ 1928年秋殷墟第一次发掘，董作宾（右）与李春昱正在测量（《殷墟发掘照片选辑（1928—1937）》）
我们稍显不利的一面，或者说应该警醒的是，我们是带着浓重的情感来做研究的。
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研究对象跟自己连在一起，而没法首先把它们当作他者。
而作为一门学问，面对研究对象，首先要客观理性。
在处理救亡图存、追求文化认同和科学理性、求真逐理的关系上面，我们有的时候是纠结和拧巴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外国学者写的中国历史，使我们能够跳出既有思维里不利的一面，从另外一个角度感受，中国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
读外国学者的中国史研究，很大的意义就在于此。
对我个人来说也是这样，我这些年融进了本土学者在学术上寻根问祖的洪流，从一枚考古界的小兵到资深学者，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但时时提醒自己作为本土学者的局限性。
看理想：您之前在采访中提到过一个概念：abeforea，您能展开讲一讲吗？
许宏：“abeforea”
这个概念来自瑞典东方博物馆（由安特生于1926年创建）。
安特生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这让我们有一个概念，即要打破民族主义、本位主义的考虑。
什么是中国考古学？难道只有中国学者做的考古，才属于中国考古学吗？我们把安特生先生发现仰韶村作为中国考古学的起点，是因为只要是在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从事的考古活动，都属于中国考古学。
安特生先生从中国带回去一些他调查、采集，包括购买的以彩陶为主的文物。
这在我们闭关锁国的时候，是受到严厉抨击的，当然现在也有这样的问题——如何看待中国文物的流失。
但是他在研究史上筚路蓝缕的开创作用，是绝对不能低估的。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很平和地、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以前就是骂外国人如何盗掘我们的文物，完全是负面的。
现在我们不这么看了，你越拥有文化自信，越能把这些问题看得偏理性。
瑞典东方博物馆建成，准备要展览这些文物，陈星灿老师应邀与这个博物馆的负责人合作，他们让中方的学者一起来考虑这个问题，即如何向欧洲的观众介绍安特生先生在中国民国时期做的事、收集的文物，于是把这个展览叫作“abeforea”
。
▍ 瑞典东方博物馆外景
▍ 1927年，安特生在瑞典东方博物馆
我的第一本小书《最早的中国》是2009年出版的，到现在也十几年了，今年马上出新版。
我把二里头叫作“最早的中国”
，这就挺有意思的，大家都知道许宏认为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那么二里头之前波澜壮阔的、从多元到一体的史前文明的进程，就是“abeforea”
。
我寄希望于搞新石器考古的同事，接续《最早的中国》往前写。
到现在10多年了还没有人写出来，我说：你们如果再不写，我有时间写下一本书的话，我真想写一本“abef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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