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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考古学首先应该回答公众特别关注的问题，但在后来这几十年，我们花了大量的功夫在做这种解读无字地书——就是如何来做话语转换的工作，如何土中找土，做土遗址的发掘研究。
我们的前辈（包括我们在内）那几十年都在这个探索过程中。
这样就给人一种感觉，我们逐渐钻进了象牙塔。
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衣食足然后知礼节，全民的文化素养普遍提升（当然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现在相当地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面向公众的考古学。
但是，我当时就认为，这并不是所有考古工作者都需要考虑的问题，只要一部分人考虑就可以——像我这样执着于田野、在学术风格上严谨到偏于保守的考古人，好像不在其中。
尽管以前我是一个怀有作家梦的文学青年，但严肃的学科专业训练把这点文学色彩几乎消磨殆尽——因为考古报告编写是“八股”
，不允许用过多的形容词和带有文学色彩的文字。
我的文学偏好，就被压抑了。
随着1999年我被任命为二里头考古队队长，加上大的社会形势下公众考古开始萌芽，我作为一个考古人越来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被唤起。
在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30周年之际，有校友组织出版了一套书《三十年三十人》，我的笔谈是《发掘最早的“中国”
》，不料受到好评。
考古学本来特别专精，是象牙塔的学问，能够得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者的认可，这多少有些出乎意料。
考古学搞的这些东西，和其他兄弟学科一样；如果再提高一个层次的话，大家做的都是人学，是关于人的学问。
古今一理，大家考虑的问题相同，这给了我信心。
与此同时，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的社长闫向东先生也找我约稿。
他是考古专业毕业的，我们本来有关于学术的合作项目。
他积极地鼓动我，写面向公众的考古学图书，希望搞成一个“考古队长讲故事”
系列。
我说，我安身立命的资本是写考古报告，这些东西我不太感兴趣，也没有时间和精力。
但他说，这不矛盾，可以相辅相成。
然后，我说有没有样书可以借鉴，他说没有，你写出来就是样书。
从2007年到2009年，我就写了《最早的中国》。
科学出版社把它作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书。
尽管这本书形式上是生动活泼的，但我作为学者，学术态度上是严谨甚至是偏于保守的。
以上述笔谈和这本小书为契机，我一发而不可收，就这么写下来了。
我从中意识到，自己有一定的话语转换能力，能够把阳春白雪的东西讲明白。
当然，《最早的中国》比较青涩，后来这几本也偏学术，像《大都无城》我都没敢想，居然被“华文好书”
评为“评委会特别奖”
，获奖理由大致是说，都邑布局虽然是一个小侧面，但牵动了中国历史的大脉动。
这个评价，让我觉得外边天地很广阔，后来就逐渐“出圈”
了。
2009年元旦开始，我就玩起了博客，这样就又打开了一个窗口，跟公众一起来谈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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