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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命题，则是根本不需要也不可能证真或证伪的。
它只是学者个人对历史文化进程给出的一种推论、一种解释，没有唯一或排他的标准，只是一家之言。
“中国”
的概念有多种，仅在古代中国就有六七种之多。
何努先生可能认为陶寺是最早的中国，李零先生可能认可西周才是真正的最早的中国，只要自圆其说，概念和推论过程周延，就可以成立。
▍ 北京大学文研院沙龙《最中国：陶寺与二里头》海报
我认可最早的“中国”
可以解释为“中央之城”
或“中央之邦”
，“最早的中国”
可以定义为东亚大陆上首次出现的“核心文化”
、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
。
总体上看，这是取狭义的政体意义上的“中国”
之意。
作为一家之言，将其落实在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无论是二里头这一“点”
，还是辐射出的一个“面”
，都符合我个人对“最早的中国”
的认知。
我认为与此前的文化相比，二里头产生了质变。
“最早的中国”
的观点不是权威发布，不是一个等待验证的假说，它只是学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小花，百家争鸣中的一说，并不排他。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考古学发展至今，和西方考古学走了一条相当不同的路。
你怎么看中西考古学比较的问题？考古学的研究，该强调共性还是差异？
许宏：首先，我们因为有丰富的文献资源和源远流长的重史证史传统，在考古学上也显现出了自身的特色。
张光直先生就认为，中国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醉心于把器物类型学和以文献为中心的历史编纂学相结合的一门学科。
此外，前几十年的闭关锁国，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很大，很多时候我们陷入了“自说自话”
的境地。
比如说，我们在争论夏商的问题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而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因为这本来不是考古学擅长和能够解决的问题。
中国考古学也是世界考古学的一部分，总体来看，中国考古学和西方考古学相比在理论和方法上有相当的距离。
考古学本身就是舶来品，我们比人家慢半拍甚至慢两三拍，都是很正常的事。
我们正在走人家已经走过的路，经验教训应该深刻汲取。
中国考古学发展到今天，我们在认识论上开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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