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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历史研究有区域史、国别史，后来有了世界史的概念，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才有了全球史的概念，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彼此的文化交流影响，全球史追求的是贯通式的研究。
现在又有了大历史的概念，思考的角度上升到宇宙和生命的起源，因为这样的话才能把全球史看得更清楚。
这种思考方式何尝不给我们以启示？我们只有视角更宏观，把研究对象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里面去观察对比，才能看清楚你所感兴趣的部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当然是应该去中心化的，“中国”
本来就是文化本位的提法，任何国家都会在本国绘制的世界地图里把自己的国家放在最核心的位置，而只有超越了这种视野，才能更清楚地看清古今的中国。
经济观察报：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认为，英美的考古学者逐渐认识到考古学史不仅指考古发现的历史，也不只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史，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史是思想史。
请问您怎么理解这句话？考古学的发展与其同时代的思想又呈现了一种怎样的关系？
许宏：这个问题很深刻，有的时候考古人也很难回答。
考古人研究的是遗存，属于形而下的层面，而思想是形而上的层面。
说起来，考古人的一个终极理想就是“透物见人”
，最后肯定是希望从物质文化遗存中窥见人的思想。
但考古人最擅长的还是对“物”
的研究，然后是制度层面的，最后是思想层面的，思想层面也是最难探究的。
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说过考古人的责任就是“代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
。
但是如何替死人说话？不同的考古学者就会有不同的说法，到最后都是通过对古代遗存的探究，去阐释历史，阐释就进入了思想的层面。
我前几天参加了一个关于夏的神话历史方面的学术会议，会上美国著名汉学家艾兰（SarahAllam）教授在讲座中有一句非常好的话，她说她更关心的不是去了解古代中国发生了什么，而是去了解古代的中国人，为什么会用一种能够流传给我们的方式，记录下他们的所作所为。
她意识到历史书写背后的思想因素，这恰恰是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对早期中国历史进行剖析，会上我们几位中国学者都觉得受益匪浅。
▍ 2003年，与张忠培先生（右）在台湾南部
比如以前历史学者研究西周的太公望，关注的是这个人在历史上是否存在。
他的形象一会儿是渔夫、樵夫，一会儿又是出将入相的大臣。
但是实际上许多文献是晚近写作而成的，我们只能知道从战国到汉晋时期以来的人口中和笔下的太公望是什么形象，历史书写是一种追述和选择性记忆。
我们只能知道战国到汉晋的人笔下的夏王朝，研究者则不能把这些历史书写当作真实的历史，但是我们可以关注他们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与情境下进行历史叙述的，而这又体现了他们怎样的思想。
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研究者本身是人，研究对象也是人，这就增大了研究的复杂性。
所以我们有太多的限制导致研究的结果很难是绝对客观的，这是我们必须要自警、自省、自惕的。
我们试图对历史进行认知，何尝不是一种思想史？考古学者选择发掘什么、记录什么、报道什么、侧重什么、强调什么，都极富建构色彩，更多地融进了我们自己的思想。
从这个意义上讲，考古报告也与传世文献一样，都必须当作文本来看。
屁股决定脑袋，位置决定想法。
同样一个历史遗存或事件，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阐释，这种不同不就是思想史的体现吗？
作为一门现代学问，考古学也绝不是象牙塔里的学问，它的发展与社会思潮息息相关。
作为一门研究“人”
的学问，考古学要回答解决的是当下人所困惑、思虑的问题。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是为了满足当今人的好奇心，完成新的符合当代人旨趣的历史建构。
考古学史也是当代思想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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