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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往往把文明和国家画等号，认为这是从不同的侧面对同一个历史事物的不同表述。
也即，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国家产生之后人类文化的存在方式。
目前我们使用的“文明”
（civilization）的概念是舶来品。
从西方开始，一百个学者对文明的解释就有一百种，从来没有统一过。
不少学者倾向于文明的概念应该大于国家，广义的文明就是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
然而最广的文明的概念，已经和文化同步了，也就是有了人类就有文明，这样就消弭了文明作为文化发展较高层次阶段的内涵。
所以我们仍然认为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较高阶段的一种存在方式，这种定义是合适的，但是不是要限定在国家出现的阶段，是可以讨论的。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对文明的定义做狭义的理解，而是往前追溯，有人追溯到农业起源、艺术起源，甚至人类人工制品显现的艺术萌芽，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人类人工控制火也可以视作文明的起源。
也就是说，当人类智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有了文明，文明像一条河，源远流长，而非一道门槛。
任何学者的说法都没有对错之分，只是定义上的差别。
从这种意义上讲，在二里头的广域王权国家出现之前，存在着区域性的原初国家，良渚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甚至有学者认为红山文化已经是国家。
苏秉琦先生把这种邦国林立的状态称之为“满天星斗”
，学术界认为进入了古国或者邦国时代。
在独一无二、排他性的广域王权国家出现之前，东亚大陆存在一个列国林立的阶段。
良渚就可以归到这个阶段，良渚是前中国时代“满天星斗”
中最亮的一颗星。
而二里头—二里岗—殷墟—西周这一谱系则是中国青铜时代王朝文明的主流。
如果把它们所代表的早期中国比作一棵大树的话，良渚、陶寺和石峁等政治实体是分枝，而主干形成于二里头；如果把以二里头为先导的王朝文明——早期中国比喻为河流的干流的话，那么此前的古国或邦国就是支流，任何一个处于孕育阶段的区域性的政体都没法代表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支撑起的中国这个概念。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
经济观察报：我们对考古学的认识大多是来自1928年安阳发掘之后，然而民国以来的考古学者比如大谷光瑞、橘瑞超对于西北的关注，鸟居龙藏、谢阁兰等人对西南地区的开掘也卓有成就。
包括张光直晚年在台湾地区的勘探，也都试图在中原视角之外，找到新的发现。
在您看来，考古学研究是否也需要一次“去中心化”
，重新评估自身的传统？
许宏：现在看来这些尝试探索都是有益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我一直提醒，如果只懂中国已经看不清中国了，必须要把中国古代文明放在全球文明史的视角下来研究，20世纪的中外前辈学者已经对此进行了很多开拓性的研究。
我在为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中宫本一夫先生所著的《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所写的推荐序中就提到，外国学者的视角常常超越了当今国界的概念，对他们来说东亚大陆的版图是贯通的，所以有许多认识是可以给中国学者以启迪的。
比如张光直先生就非常具有国际视野，给中国考古学者带来了很多思路上的启发。
▍ 二里头文化的扩张与控制模式（宫本一夫《从神话到历史》，2005年）
在中国古代史的前期，“改革开放”
的前沿阵地是西北地区，因为有高山、沙漠、高原的阻隔，所以中国的地形像个大盆地，也特别像一口大井，由于这口井太大，使得我们往往有遨游的感觉，其实关于中国文明多元一元的论争，全部限于这口“井”
里。
东亚大陆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有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甘肃青海地区的齐家文化晚期、内蒙古东部和辽宁西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都不早于距今3700年。
如果你要放开视野的话，就会发现实际上它们都是整个欧亚青铜世界体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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