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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影响中国古代史的要素是防御北边。
中国这块大盆地的北边，畜牧、半农半牧或游牧的族群一直伺机南下，比如后来的匈奴、所谓“五胡乱华”
、鲜卑、蒙古和女真。
这个构成了华夏族群抱团做大的一个重要的外因。
由是我们知道北方族群的南下，构成了中国古代史的一大景观，没有中国大北方的参与，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史是无从谈起的，甚至可以说，整个中国古代史，就是一部“胡化”
的历史。
这说的是秦汉及以后的情形，商周甚至更早的时候，我们不清楚王族是从哪儿来的，但无论是从DNA检测还是体质人类学来看，殷商就有浓重的北方因素，已不是什么学术禁忌。
李礼：记得傅斯年先生质疑，到底谁是诸夏，谁是戎狄？早期中国其实主要用生活方式和文化来区分不同仁群。
而且他们是不断融合的，比如钱穆先生后来提到，南北朝之后，北方的所谓汉族已经是融合不同族群的一个新汉族了。
许宏：资源竞争导致人群冲突，关于解决方式，粗略地说有两种大的模式，那就是战败的一方走不走，肯不肯走。
王明珂先生曾分析过中国西北西南地区的情况。
强势的农耕者（所谓华夏人或者汉人）来了，占据了谷地最好的地方，原来的农业居民被赶到半山腰，成为半农半牧的人，被称为“羌”
人，本来住半山腰的那帮半农半牧的人又被赶到更高的地方，就成了“藏”
人，那里养殖牦牛，农耕的比例更低。
“羌在汉藏之间”
，华夏人口中的蛮夷戎狄不就是这么来的吗？这是一方被驱赶到大盆地的更外围，或者是从平原的中国被赶到了山地中国的区域。
但在认同上，这些差异不是绝对的，而且还是动态的，“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
。
第二种模式就是冲突两方都是居住在东亚大盆地中心的平原地带，都是农耕起家的，安土重迁，战败了也不肯走。
我经常思考二里头为什么能起来，就是东亚历史上第一个管控大规模人群的政治实体是如何起来的？二里头，应该是从公元前2400—前1800年前后各方“逐鹿中原”
的一个说法和结果，这几百年冲突剧烈，打得一塌糊涂，大家都不肯走，都不想离开这儿的话就得有个说法。
集团内部分化就得有所谓“人上人”
，而集团之间就得有“国上之国”
，于是，各集团认可的广域王权国家出现了，下边虽然还都是小国，相对独立，但逐渐被“同化”
，认可这个大的“国上之国”
，夏、商、周三代王朝就是这么起来的，形成了华夏—边缘这种模式。
美国科学院院士卡内罗教授，以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中南美洲等古代社会为例证，提出了国家起源模式上的限制理论。
也就是由于环境的限制，战败的村民无处可逃，或者基于利弊权衡，不愿逃走，故而屈服于战胜者，或者沦为附属纳贡者，或者整个村落被战胜者吞并。
随着这种过程的反复出现，较大政治实体的整合情况出现了。
强大的酋邦征服弱小的酋邦，政治实体迅速扩大。
最后，政治单位的复杂情况与权力集中情况都演进到一定的程度，国家也就随之产生了。
我感觉中原国家的兴起，与上述情形非常相像，资源集中与社会限制这两种因素在中原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应该也起过作用，卡内罗的理论给我们思考中原古代国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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