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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饱饭，一直是古代中国人的一个天大的问题。
许多特质都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
▍ 陶寺彩绘陶壶（左）、彩绘龙纹陶盘
张光直先生认为以殷商文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明就是一种充满巫术色彩的“萨满式文明”
，但这一观点没有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
表面上殷商人重鬼神，其实这些鬼神是他们的祖先，其他文明群团的鬼神大多就是鬼神，属于巫鬼之类，而中原人是祭祖先，这种宗法中的血缘关系，到现在为止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还有极大的影响，我们缺乏公民意识，彼此之间是称兄道弟的家人，套近乎都是血缘和拟血缘的那一套，重私德而轻公德。
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的定义最重要的一点，是地缘共同体取代血缘共同体，但是中国的早期国家绝非如此，血缘共同体长期存在。
从战国时期的临淄齐国都城出土的一些标记氏名的陶文看，“同里者大率同氏”
，表明聚族而居的传统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
所以血缘这个东西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极大的特色，原始社会的那些血缘亲属关系没有彻底被突破，一切政治结构、社会结构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所以才有所谓家国一体，国、家合为一个概念，一直延续到现代汉语还是这样。
李礼：今天，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被越来越多的人认知和接受。
同时很多人思考，为何周秦之变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会更多地成为主流国家治理方式？你对此是否有过思考？
▍ 张光直作品《商文明》英文版（1980年）与中文版（2019年）
许宏：最近十几年来开始更多地看闲书，看到黄仁宇先生讲中国大历史的那几句话我完全认可。
刚才说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何解释长期存在的中央集权，可能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东亚这一片大盆地的地貌导致每年东南的季风跟西北的寒流交汇，它们**得正好的时候是风调雨顺，但那种时候是非常少的，碰撞得很厉害的话，就是洪涝灾害；没碰撞着就是干旱。
遇到这些自然灾害，第一个要应对的就是赈灾，一个地区旱了、涝了、粮食不够吃了怎么办，或者上游弄个坝把水拦住了，粮食歉收我跟你借粮你不借，百姓吃不饱，对各国来说都是很大的事。
那么，如果你那块地方属于我的，这事不就好办了吗？统一管理等于说是代价最低的，可以做到利益最大化。
中国历史中的大变革，前面说仰韶、龙山时代之交，是可能的“绝地天通”
的大变革，构成社会复杂化的第一大节点，而二里头应该是第二大节点，二里头结束了古国（邦国）时代无中心的多元，从“满天星斗”
到“月明星稀”
，进入有中心的多元，这就是王国时代。
而秦王朝又是一个大节点，它开启了辉煌的帝国时代（包括秦汉帝国、隋唐帝国和明清帝国三大阶段）。
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的，赈灾之外，就是治水。
但治水应该是很晚近的事了，最早是东周吧。
人定胜天的概念在上古根本就谈不上，现在也不可能。
时代越早，人受自然的束缚就越深，比如大禹治水的那个时候，人就跟蚂蚁一样，根本没有能力去治什么水。
环境考古学者最新的解释是，大禹之所以能够治水成功，可能主要得益于当时的气候好转而并不是人力所为。
一旦气候好转，季风降雨正常化，植被恢复，大洪水等灾害自然随着气候的好转而好转。
但限于当时的知识水平，先民们可能并不知道气候突变与洪水灾害之间的关系，他们将水患的平复归功于领导他们治水的大禹，自然是合情合理的。
这可能就是大禹治水传说背后的真实故事。
应该说，专家的研究结果比较好地解释了人们相信史前洪水的发生但却怀疑大禹能否治水成功之间的矛盾。
在东亚大陆，大规模的治水要晚到帝国时期，黄河和长江两大河流统一在一个版图里才好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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