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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也并不是我私人的意见，我仍是根据历史意见讲。
晚明大儒黄梨洲，在明代亡国以后，痛定思痛，写他的《明夷待访录》，他还是要主张恢复从前的宰相制；他并不以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已经成为实质宰相而满足。
上面我的话，却好像在可惜张江陵陷于此种别扭中，早像在替张江陵叫屈。
其实我的全部演讲里，时时带有此意见。
我书结束有几句说：
我们天天说我们的“法”
不够，其实不够的不是法，而是我们之“才”
。
这也不是我们之无才，乃是我们的才，不能在我们的法里有所表现。
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之人才，也总有一个时代的法制。
人才无可表现，于是则有大乱。
若专用法制束缚人，便不获尽其才，则必将会酿乱的。
我书讲明代之内阁制，只在用张江陵之才，来衬托出明太祖之法。
现在徐君忽略了明代当时的制度，便把张江陵所处地位的种种苦衷，似乎反而冲淡了。
若论到整部中国史里的“君权”
和“相权”
，此乃中国政治制度史里主要一项目；我和徐君看法却有好些不同处。
而且是常涉到根本上的不同处。
我自己看法的大纲要节，全在这一番演讲里指出了，现在不想再重说。
若更进一步从较细密处讲，则更非一篇短文所能尽，所以也不讲了。
但因读徐君文，却有另外一些意见想借此再一提。
我总认为历史应就历史之客观讲。
若自己标举一理论，那是谈理论，不是谈历史。
若针切着时代，那又是谈时代，不是谈历史。
这并不是说历史经过，全符不上理论，全切不到时代。
只是用心立说，应该各有一立场。
我向来喜欢宋明理学家，这是徐君所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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