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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可能。
然而这亦并非如西方人所谓的个人主义。
在个人与个人间相平等，各有各的自由与权利，此乃西方人想法。
中国社会里的个人，乃与其家庭、社会、国家、天下重重结合相配而始成为此一人。
人必在群中始有“道”
，必与人相配成伦始见“理”
。
离开对方与大群，亦就不见有此人。
因此“个人”
必配合进“对方”
与“大群”
，而一切道与理，则表显在个人各自的身分上。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理想中之每一人，可不问其外在环境，与其一切所遭遇之社会条件，而可以无往而不自得。
换言之，只要他跑进人群，则必有一个道，而这道则就在他自身。
己立而后立人，己达而后达人，尽己之性而后可以尽人之性，尽物之性。
自己先求“合道”
，始可望人人各合于道。
这一理想，照理应该是人人都能达，但实际则能达此境界理想者终不多，此即中国所谓之“圣人”
。
但照理论，又还是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皆可为圣人的。
中国传统文化理想，既以个人为核心，又以圣人为核心之核心。
孟子说“圣人名世”
，这是说这一时代出了一个圣人，这圣人就代表了这时代。
等如我们讲埃及文化，就拿金字塔作代表。
讲中国古代文化，并不见有金字塔，却有许多传说中的圣人像尧舜。
中国之有尧舜，也如埃及之有金字塔，各可为其时文化之象征与代表。
在《孟子》书中，又曾举出三个圣人来，说：“伊尹圣之任者也，伯夷圣之清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
人处社会，总不外此三态度。
一是积极向前，负责，领导奋斗，这就如伊尹。
一是甚么事都不管，躲在一旁，与人不相闻问，只求一身干净，这就如伯夷。
还有一种态度，在人群中，既不像伯夷般避在一旁，也不像伊尹般积极尽向前，只是一味随和，但在随和中也不失却他自己，这就如柳下惠。
以上所举“任”
“清”
“和”
三项，乃是每一人处世处群所离不开的三态度。
在此三种态度中，能达到一理想境界的，则都得称圣人。
只有孔子，他一人可以兼做伯夷、伊尹、柳下惠三种人格，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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