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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先秦孔孟说理皆极切近，其精神则推扩向外。
道家、释氏，说理皆推扩向外，而精神则切近就里。
宋儒就此方面言，似更近道、释，而明道更然。
此处明道虽说“性无内外”
，实际上则似已偏向外去。
故他说：
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
（《遺书》卷十八）
这是说天命之理落实到人身上是性，与《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亦不同。
《中庸》说率性而行是道，今则谓天命之理禀赋于人者为性。
一是“性”
先于“道”
，一则“理”
先于“性”
。
而且“道”
字义含运行，“理”
字义含静定。
天地间先有此一套静定之理，人禀賦得之为性，心则只如明镜般能照见此理而止，则先秦儒家的人本位精神，到宋儒手里岂不转成了天本位？明道虽不喜濂溪、康节、横渠三家之向外穷索，他自己也仍不免向外，那是思想史上的时代特征。
某一时代的思想，往往有一共同趋势，不知不觉地教人都向此一趋势而集中。
宋儒自不能尽同于先秦儒。
心如何能明理呢？濂溪提出一“静”
字，此是道家语，由佛学借用了。
明道则提出一“敬”
字。
明道说：
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即此是学。
（《遺书》卷三）
又说：
敬须和乐，只是中心没事也。
（《遗书》卷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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