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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走第一条路,非其气魄聪明更超于诸家之上,即不足以超越诸家而另创一新的统一。
孔子即曾如此。
以下有志于这一工作的,便是秦相吕不韦,广招宾客,写成了一部《吕氏春秋》,亦想调和统一以前的诸家。
但他们并没冇更超于诸家之上的更伟大更高明的观点与理论,因此他们便没有吸收融和诸家的力量,只在诸家思想里左右采获,彼此折衷,做成一种灰色的景象,这不算是成功。
代表第二路线的是汉武帝同时的《淮南王书》,由淮南王刘安和其宾客所撰成。
在大体上说,道家思想是追随在儒家之后而加以指摘与纠正的,他多半属于批评性而非建设性,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根本便不是一种最高境界,而且当时历史大流,正向正面积极方面汹涌直前,因此《淮南王书》也不好算有成功。
代表第三路线的,应该是最适时宜而又最有成功希望的一条路线了事实上,他们亦确有极大的功绩,只可惜这一工作不为后代的历史家们所注意。
举其代表人物,则自李斯到董仲舒,他们全都与当时的实际政治发生极大的关系。
举其代表著作,则应该以《易经》的《十传》,与收在《小戴礼记》中许多篇重要的文字为主。
如《大学》《中庸》《礼运》《王制》《乐记》《儒行》等,全在儒家思想里有其很大的贡献,他们都能吸收道、墨各家的重要思想与重要观点,把来融化在儒家思想里,成一新系统,留给此后中国思想界许多极重大的影响。
只可惜这许多重要著作者的姓名,全不为我们所知。
而后来推尊这许多箸作的学者,相率把他们的著作年代提前了,都认为在孟子、荀子以前,或者是孔子与其及身弟子之作品,遂把儒家思想的发展程序弄糊涂了,而又把秦始皇到汉武帝这一段时期,误认为是学术思想史上一段黯淡无光的时期。
代表第三路线的,除却上述,尚有邹衍创始的阴阳学派,亦在此下中国思想上占着极重要的地位。
他们的思想,自然亦是包容各家而以儒为宗的,尤其与《易经》学派走了比较接近的路子。
不过《易经》派的学者是在哲学与人生方面的兴味更浓些,而阴阳学家则在政治与历史方面的兴味更浓些而已。
关于这一派的思想,以下尚有叙述,此不再洋。
以上指明了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一段时期里学术思想界的大概。
我们可以说,在此时期,并非学术中歇,亦非先秦各家思想皆趋衰亡,而独留儒家,存其传统。
在当时,实在有追随于时代潮流而兴起的一种综合的新思想,此派思想,并能把握到指导政治的潜势力。
要明了此时期的政治演变,我们先需着眼于此派思想之精神。
我们并不能仅看秦始皇与汉武帝为专制暴力之代表者。
在此首先要说到的,是秦始皇和李斯的焚书事件。
一般见解常以此为秦始皇采用专制政策摧残学术之罪状,并谓学术中歇便由于此。
其实此事在当时,纯粹是一个政治思想上冲突的表现,而秦始皇和李斯,则比较站在较开明较合当时历史大流的地位。
要实现人类永久和平的寝兵理想,则就政治论,世界不应有两个国家或两个政府同时并存。
就社会论,人类亦不应分两个阶级,贵贱或贫富,同时并存。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不再封建,便是这一个远大理想之实施,而非出于政治上之阴谋与私心。
他在当时,实在是追随于战国以来,政治上不许有两个政府,社会上不许有两个阶级的“天下太平”
与“世界大同”
的时代思潮而努力求其实现的。
若仅谋便于一姓一家私政权之统治与镇压,则分封子弟、宗室、姻戚、功臣,各带一部分军队到各地去驻屯,模仿西周开国规模,实较稳妥。
当时东方一部分守旧泥古的学者,多请秦始皇复行封建,正为此。
只有李斯力劝秦始皇弗从众议,而同时深感到思想言论上的庞杂情形,有碍于理想政策之推进。
恰巧李斯的老师荀卿,素来主张一种智识上的贵族主义,李斯又憧憬于学术政治同出一尊的古代状态,遂幵始请求政府正式出来统制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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