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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瑗与孙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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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最先姿态，是偏重在教育的一种师道运动。
这一运动，应该远溯到唐代之韩愈。
韩愈开始辟佛卫道，他特写一文名《师说》。
他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惑也。”
此三项中，自然尤以传道为主要。
韩愈之所谓“道”
，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子，孟子之后而不得其传焉的道。
换言之，韩愈所指，乃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人文道”
，而非印度东来的佛教出世道。
韩愈是当时的古文家，但他说：“好古之文，好古之道也。”
韩愈提倡古文，所以树异于当时进士的诗赋。
韩愈提倡的道，则以树异于当时崇尚的佛教。
这一争辨，并不尽是文字的，理论的；而更要者则是人格的，教育的。
韩愈特著《师说》，已见到这一点，而当时并没有大影响，影响直要待宋学之兴起。
宋学兴起，既重在教育与师道，于是连带重要的则为书院和学校。
书院在晚唐五代时已有，而大盛亦在宋代。
因此我们叙述宋学兴起，最先应注意的，是当时几位大师的人格修养及其教育精神。
胡瑗、孙复则恰是两种人格的典型。
后人说：“安定沉潜，泰山高明，安定笃实，泰山刚健，各得其性禀之所近。”
但他们两人的一段苦学经过，则更值称道。
胡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人，学者称安定先生。
他自幼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与孙复、石介同学，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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