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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即是一事。
《大学》说“如恶恶臭，如好好色”
。
知恶臭之恶，好色之好，是知一方面事。
恶恶臭，好好色，是行一方面事。
人们谁非闻恶臭即恶，见好色即好的？谁是闻恶臭之后，别立一心去恶？见好色之后，别立一心去好？然则“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
然因良知无论如何昏蔽，总不能无存，所以我们不怕不能知善知恶，知是知非，只怕明知之而不肯遵照良心去做。
如此，便要在良知上用一番洗除障翳⑦的功夫，此即所谓致知。
至于处世的方法，则虽圣人亦有所不能尽知。
然苟得良知精明，毫无障翳，当学时，他自会指点你去学；当用人时，他自会指点你去求助于人，正不必以此为患。
心之灵明谓之知，所知的自然有一物在。
不成天下之物都无了，只剩一面镜子，还说这镜子能照。
所以即物穷理，功夫亦仍是用在心上。
而心当静止不动时，即使之静止不动，亦即是一种功夫。
所以“静处体悟，事上磨炼”
，两者均无所不可。
程朱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固然把道德和知识，分成两截。
陆九渊要先发人本心之明，亦不过是把用功的次序倒转了，并没有能把两者合而为一。
王守仁之说，便大不相同了。
所以理学从朱陆到王，实在是一个辩证法的进步。
但人之性质，总是偏于一方面的，或喜逐事零碎用功夫，或喜先提挈一个大纲。
所以王守仁之说，仍被认为近于陆九渊，并称为陆王。
人的性质，有此两种，是一件事实，是一件无可变更的事实。
有两种人自然该有两种方法给他用，而他们亦自然会把事情做成两种样子。
所以章学诚说：“朱陆为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亦为千古不能无之同异。”
（见《文史通义·朱陆篇》）其说最通。
以一种新文化，替代一种旧文化，此新文化，必已兼摄旧文化之长，此为辩证法的真理。
宋学之于佛学，亦系如此。
宋学兼摄佛学之长，最显著的有两点：（一）为其律己之严。
（二）为其理论的彻底。
论治必严王霸之辨，论人必严君子小人之分，都系由此而出。
此等精严的理论，以之律己则可，以之论事，则不免多所窒碍。
又宋学家虽反对佛教的遗弃世事，然其修养的方法，受佛教的影响太深了。
如其说而行之，终不免偏于内心的修养，甚至学问亦被抛荒，事为更不必说，所以在宋代，宋学中的永嘉、永康两派，就对此而起反动（永嘉派以叶适、陈傅良为魁首。
反对宋学的疏于事功，疏于实学的考究。
永康派以陈亮为魁首，对于朱熹王霸之辨，持异议颇坚，亦是偏于事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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