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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清代,颜元、李塨⑧一派,亦是对此力加攻击的。
然永嘉、永康两派和朱陆,根本观念上,实无甚异同,所争的只是程度问题,无关宏指。
颜李一派,则专讲实务,而反对在心上用功夫,几乎把宋学根本取消了。
近来的人,因反对中国的学者多尚空言而不能实行,颇多称道颜李的。
然颜、李的理论,实极浅薄,不足以自成一军。
因为世界进步了,分工不得不精。
一件事,合许多人而分工,或从事于研究,或从事于实行,和一个人幼学壮行,并无二致。
研究便是实行的一部。
颜、李之说,主张过甚,势必率天下人而闭目妄行。
即使主张不甚,亦必变精深为浅薄。
所以其说实不能成立。
从理论上反对宋儒的,还有戴震。
谓宋儒主张天理人欲之辨太过,以致(一)不顾人情。
视斯民饮食男女之欲,为人生所不能无的,都以为毫无价值而不足恤。
(二)而在上者皆得据理以责其下,下情却不能上达,遂致有名分而无是非,人与人相处之道,日流于残酷。
此两端:其前一说,乃宋学末流之弊,并非宋学的本意。
后一说则由宋学家承认封建时代的秩序为社会合理的组织之故。
戴氏攻之,似得其当。
然戴氏亦不知其病根之所在,而说只要舍理而论情,人与人的相处,就可以无问题,其说更粗浅牵强了。
在现在的文化下所表现出来的人情,只要率之而行,天下就可以太平无事么?戴氏不是盲目的,何以毫无所见?所以宋学衰敝以后,在主义上,能卓然自立,与宋学代兴的,实无其人。
梁启超说:清代的学术,只是方法运动,不是主义运动(见所著《清代学术概论》),可谓知言了。
质实言之,清代考证之学,不过是宋学的一支派。
宋学中陆王一派,是不讲究读书的,程朱一派本不然。
朱子就是一个读书极博的人。
其后学如王应麟等,考据尤极精审。
清学的先驱,是明末诸大儒。
其中顾炎武与清代考证之学,关系尤密,也是程朱一派(其喜言经世,则颇近永嘉)。
清代所谓纯汉学,实至乾嘉之世而后形成,前此还是兼采汉宋,择善而从的。
其门径,和宋学并无区别。
清学的功绩,在其研究之功渐深,而日益趋于客观。
因务求古事的真相,觉得我们所根据的材料,很不完全,很不正确;材料的解释,又极困难。
乃致力于校勘;致力于辑佚;对于解释古书的工具(即训诂),尤为尽心。
其结果,古书已佚而复见的,古义已晦而复明的不少,而其解决问题的方法,亦因经验多了,知道凭臆判断,自以为得事理之平,远不如调查其来路,而凭以判断者之确。
于是折衷汉宋,变为分别汉宋,其主意,亦从求是变而为求真了(非不求是,乃以求真为求是)。
清学至此,其听至,已非复宋儒所能限,然仍是一种方法的转变,不足以自成一军。
清学在宗旨上,渐能脱离宋学而自立,要到道咸时今文之学兴起以后。
西汉经师之说,传自先秦,其时社会的组织,还和秦汉以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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