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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的一整套政治理念；进而在数年后时机成熟时，自上而下地掀起了一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政治思想运动；最终将儒学定于一尊，确立为国家的意识形态。
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这是划时代的一页。
从此，儒家思想正式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不但一举奠定了在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而且把这个地位牢牢保持了两千年之久，从而塑造了中国文明的基本特征与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并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民族性格。
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其实在相当程度上经过了改造，并非原汁原味的孔孟儒学，而是明显杂糅了“阴阳五行”
“刑名法术”
等其他学派的思想。
尤其是在一些根本性的原则上，董仲舒极大地吸收了法家的思想理论。
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我们耳熟能详的“三纲说”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即君要做臣的表率，父要做子的表率，夫要做妻的表率；同时为臣、为子、为妻者，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
这一君权社会的伦理准则，显然与人权平等的现代社会绝不相容。
而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现代中国人，普遍把“三纲”
视为孔子的思想主张，因而对儒家口诛笔伐。
其实，这是莫大的误解。
最早提出这一主张的，是法家而不是儒家。
如韩非所言：“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
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韩非子·忠孝》）这是在单方面强调弱势一方要对强势一方尽义务，而无视了弱势者应有的权利。
反之，孔子对此的表述却跟韩非截然不同。
他说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意思是君要尽到君的职责，臣才要尽臣的职责；父要尽到父的职责，子才要尽子的职责。
在此，权利与义务是完全对应的，彼此更像是一种契约关系——君、父所承担的义务，正是臣、子所享有的权利；同样，臣、子所承担的义务，也正是君、父所享有的权利。
如果君不像君，父不像父，那就相当于破坏了契约；臣当然就可以不臣，子也可以不子。
正是在孔子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孟子才会提出“民贵君轻”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等制约君权的民本主义思想；荀子才会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
等充满独立人格精神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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