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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主要的受益者是那些已经拥有土地的人，而农民在收成受到灾难威胁时，却失去了以前放牧、种植庄稼、打猎、捕鱼、拾柴或拾荒的权利。
在整个19世纪早期，围绕保留或重获使用权展开的斗争仍然是意大利农村动**的主要原因。
在整个拿破仑统治时期，更广范围的经济增长条件仍然不利。
法国对原材料的需求有所增加，试图替代进口的努力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但地中海和拿破仑大陆体系中无休止的战乱严重破坏了贸易发展。
拿破仑强加给意大利各城邦的商业条款完全从法国利益出发，而意大利的附属国被迫进贡大量现金，还要满足皇帝对人力和物资的无理要求。
这引起了有产阶级和受教育阶层的不满，尽管在许多方面，法国的统治给这些群体带来了诸多好处。
地主受益于封建制度的废除，而公共管理的扩大为专业人员提供了就业机会。
教育和培训取代身世或社会地位成为先决条件，为土木工程师、建筑师、农学家、兽医和医务人员，以及其他人员新设立技术培训学校，意大利出现新的专业阶层。
在皇家军队服役对于许多来自富裕意大利家庭的年轻人来说很有吸引力。
尽管法国统治者的确比他们的前任寻求到了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的支持，但与有产阶级建立政治联盟的尝试，是法国在意大利统治中的薄弱环节。
经历了共和时代的动**，意大利在拿破仑的统治下是保守和专制的。
前雅各宾党人被有意排除在外，1802年的里昂，拿破仑中断了关于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的辩论。
意大利精英们团结在法律和秩序的承诺下，但对缺乏实权越发地不满。
法国的政治策略是用更广泛的由显要人士组成的政权取代旧君主政体的特权政治秩序，但这种模式的弱点在于，它没有授予实权。
就像在法国一样，显要人士组成的省议会的设立确实具有重要的行政责任（如分配税收和征兵配额），但没有协商权。
意大利精英阶层要求建立宪政，以反对法国的统治。
意大利南部是法国统治者批准宪政最接近的一次尝试，约瑟夫·波拿巴在1808年离开那不勒斯前往西班牙之前，曾承诺在当地建立国家议会。
缪拉从未履行这一承诺，但的确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英国在1812年首先恢复了西西里中世纪的议会，随后西班牙在加的斯的国民议会颁布了基于普选和单一议会的宪法。
1812年“西班牙宪法”
既是意大利全民抵抗法国的宣言，也是反对拿破仑帝国专制、等级森严、高度集中统治的明确政治表达：出于这两个原因，意大利自由派很快采纳了西班牙宪法作为自己的宪法。
1814年，约阿希姆·缪拉从帝国叛逃，试图在意大利建立新的王朝，他的那不勒斯将军们以立宪作为换取支持的条件。
他们的行动也反映了军队中秘密组织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这些秘密组织的前身是在启蒙运动时期为地方贵族和知识分子提供秘密交流思想机会的共济会，法国占领后数量迅速增加。
其中一个原因是，法国军队中有许多前雅各宾派和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的政治观点与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格格不入。
例如，法国卡拉布里亚总督让·皮埃尔·布里奥，前雅各宾派、拿破仑政权的坚定反对者，在意大利南部建立了第一个烧炭党聚集地，成为缪拉政府反对者的主要集会点，并为宪法运动的支持者提供了广泛的秘密联系网络。
对代议制政府的支持并不局限于南方，吉安·多梅尼科·罗玛尼奥西1815年在伦巴第发表的文章《代议制君主政体宪法》反映了人们对复辟将扩大政治代表性的期望。
人们对立宪政府的解读多种多样，对昔日的精英阶层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他们希望重获由于旧君主政体倒台而失去的政治影响力。
例如，法国于1814年在伦巴第结束了统治，当时一群贵族夺取了政权，希望奥地利能恢复他们在政府中的传统角色，但并未成功。
1815年后，伦巴第对奥地利统治的敌意源于被排除在新奥地利政府之外的贵族和大地主的怨恨。
这种排他性是意大利复辟时期统治的广泛特征，容易受到来自旧精英阶层以及自由派和民主派人士的反对。
这些人士的反对暴露了意大利旧君主政体、法国统治和意大利改革的危机催生的政治解决方案的脆弱基础。
复辟政府（1814—18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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