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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9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奥地利皇帝弗朗西斯一世和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签署神圣联盟，从中可以看出王朝复辟的念头。
签署联盟的目的是把革命思想拒之门外，认为革命思想给欧洲带来了动乱和灾难。
为此，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承担起了恢复合法君主、顺从宗教原则的责任。
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并不可行，与之前决裂根本不可能。
甚至意大利的政治版图也不能简单地恢复到1789年以前的边界。
热那亚和威尼斯这两个古老的共和国分别被并入萨伏伊家族的亚阿尔卑斯地区和伦巴第-威尼斯的新哈布斯堡王国。
奥地利通过米兰总督政府和其在四角广场堡垒中的常备军，控制了整个意大利。
在波河南岸，帕尔马公国、摩德纳公国和托斯卡纳大公国都是奥地利的客户。
作为欧洲主要的天主教国家，奥地利也是教皇广阔的世俗领地的主要保护者，包括公使城市博洛尼亚和费拉拉。
那不勒斯波旁王朝视维也纳为他们的主要盟友，另一个享有一定程度外交自主权的意大利统治者——萨伏伊家族也是如此。
意大利各城邦早已预料到拿破仑帝国的倾覆，而资产阶级最关心的是确保权力的平稳交接，避免再现18世纪90年代的无政府状态。
奥地利政府奉行同样的政策，但并非所有意大利统治者都能认识到这一点，比如，摩德纳的弗朗西斯四世公爵（1815—1846年）决心抹去所有法国占领的痕迹，维克托·伊曼纽尔一世（1802—1821年在位）撤销了在撒丁王国亚阿尔卑斯地区的所有法国立法，并驱逐诸如加富尔家族那样与法国政权结盟的人。
在罗马，教皇庇护七世（1800—1823年在位）恢复了耶稣会和宗教法庭，废除了对犹太人的宽容，尽管枢机主教孔萨尔维确实试图维持行政改革的动力。
然而，在帕尔马公国，法国前皇后、奥地利的玛丽亚·路易莎（1815—1847年在位）保留了法国的机构，而在托斯卡纳，弗朗西斯皇帝的弟弟费迪南德三世大公（1790—1824年在位）也寻求延续性。
在那不勒斯，约阿希姆·缪拉在托伦蒂诺战役（1815年5月3日）中被击败后，费迪南德四世（1815—1825年在位）才重新获得王位。
梅特涅亲王力图避免重复1799年那不勒斯对保皇派的清剿，并确保像亲王卡诺萨这样的极端反动派被排除在权力之外。
至少在最初，那不勒斯波旁王朝不仅向缪拉政府的支持者伸出橄榄枝，保留了大部分法国改革，但通过建立新的统一君主制，实际上也将改革带到了西西里岛。
1816年，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国王费迪南德四世改称两西西里国王费迪南德一世。
西西里丧失了作为独立王国长达数百年的自治权。
然而，和解和抗拒都没有换来政治和平，1820年和1821年那不勒斯和都灵都成为革命的目标。
意大利革命从西班牙获得启示，试图在1820年恢复西班牙1812年宪法。
对意大利统治者来说，这是个不祥的征兆，两次起义都是从军队开始的。
在那不勒斯，军官们在1820年7月发动起义，并迅速蔓延到意大利南部，迫使费迪南德一世承认宪法。
在西西里岛，巴勒莫的革命领袖们要求立即恢复1816年被废除的岛屿自治权。
大地主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他们的分离主义要求很快让西西里革命陷入与那不勒斯的自由政府的冲突之中。
在梅佐桥诺大陆（罗马以南的意大利），地方名流也要求从那不勒斯获得更大的自治权。
维也纳考虑向那不勒斯的费迪南德寻求帮助，这时，皮埃蒙特爆发了新的叛乱。
叛乱再次由一群军官发起，其中一些还与国王的堂兄卡里尼亚诺王子查理·艾伯特（后来成为国王，1831—1849年在位）交情颇深。
1821年3月在亚历山德里亚发生的起义蔓延至皮埃蒙特其他城市。
维克托·伊曼纽尔退位，他的继任者查理·菲利克斯（1821—1831年在位）逃往摩德纳。
查理·艾伯特发表声明，婉转表达对叛军的支持，后来又改变主意，也逃走了。
但是，查理·菲利克斯率领一支奥地利军队，在诺瓦拉附近的一次短暂交战中击败了桑托雷·桑塔罗萨领导的自由派。
到4月中旬，革命结束，在接下来的20年里，皮埃蒙特始终充斥着反抗和镇压。
另一支奥地利军队被派往那不勒斯，结束了当地的革命，又在这里驻守了八年，那不勒斯人民饱受煎熬。
在伦巴第，贵族和专业人士越发不满自己被排除在权力之外，政府和伦巴第名流之友好关系也逐渐退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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