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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的讲话通常被认为是法西斯政权的开始。
它的意义在于，镇压反对派的责任不是交给法西斯主义黑衫军，而是交给国家当局、长官、警察和宪兵。
这次讲话第一次清楚地表明，在此后的岁月里，墨索里尼将会努力追求一条路线，让自己逐步摆脱国家法西斯党“顽固分子”
的控制。
墨索里尼担心，任何法西斯主义“顽固不化”
的实际应用，即通过党的干预将国家法西斯化，只会疏远强大的、非法西斯主义团体的支持，因此他宁愿约束自己的支持者，让他们成为后备军。
在形式上，国家法西斯党仍然很重要，并为支持者提供工作，但与纳粹德国不同，该党最终隶属于国家，是在必要时用来施压的工具，而不是内部政治的真正决定因素。
例如，1923年建立的联结政府和政党的法西斯大委员会就曾被征求过意见，但是——直到1943年7月那场决定命运的会议之前——很少有人听取意见。
尽管如此，1923年被抵制的镇压在1925年至1927年期间得到了坚定的实施。
反对党被镇压，新闻自由被废除，罢工被宣布为非法，工会被并入一个滑稽可笑的法西斯联盟组织。
特别立法规定沿着法西斯主义路线改革官僚机构、法典和地方政府。
批评当局的人面临被法西斯“特别法庭”
审判并监禁的危险，1927年共产党领导人安东尼奥·葛兰西就是这样的遭遇。
一些反对者甚至被判死刑。
许多反法西斯主义者宁愿流亡国外，也不愿保持沉默，他们离开意大利，通常选择去巴黎、伦敦或莫斯科，在那里他们依旧是意大利政权的眼中钉。
意大利当局采取措施，以合作和社团取代阶级和政党冲突；通过《劳工宪章》，并设立劳工裁判法院，对劳资纠纷进行仲裁和独立干预，但实际上却把工人交给了雇主。
引人注目的是，这一立法的大部分内容都非常接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截然不同的情况下制定的压制性劳工法案。
1925年以后，法西斯正常化失败，政权更加具有专制性和压迫性，法西斯主义者和非法西斯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局势仍然明显。
通过1925—1927年的立法和对国家法西斯党进行最终惩戒，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巩固政权和实现稳定的目的；但经济才是墨索里尼巩固统治地位最有效的武器。
法西斯主义很幸运，在1923年至1953年期间，意大利踏上战后国际经济增长的列车，实现经济快速扩张。
但扩张也带来了问题。
意大利进口（尤其是谷物）增长迅猛，国际收支失衡，里拉贬值（引发1925年小麦战）。
到1926年，通货膨胀的趋势进一步确立，里拉贬值令重工业陷入困境，意大利是最大的传统重工业原材料进口国。
通货膨胀对法西斯主义者来说会带来双重问题，一方面，在小资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法西斯支持者——那些有固定收入和储蓄的人——可能会对无法保护他们经济地位的运动失去信心；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威胁到那些最具政治影响力和与国防联系最密切的核心工业。
1926年8月，里拉开始进行重估，1927年底确立1英镑兑90里拉的法定汇率，经济趋于稳定（尽管汇率高得离谱），更重要的是，政权得以巩固。
这次重估利率，里拉被高估，捍卫了工资、股息和储蓄，并允许逐渐缩减对基本原材料的进口，巩固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业中较有影响力的部门对法西斯主义的支持。
对权力、声望和政治方面的影响都显而易见。
对墨索里尼来说，货币重估多少代表着一种胜利。
此举不仅巩固了他在国内的政治基础，而且这是基于与英国央行、美联储和不得不支持这一举措的美国私人银行进行长期谈判的结果。
此举坚定地（或许只是短暂地）将意大利纳入国际经济体系，并允许意大利吸引大量急需的外国资本（主要是美国）。
这是对法西斯主义的高度认可。
然而，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外国银行家并非没有意识到，配额90所带来的剧烈紧缩将带来只有威权政府才能承受的社会成本，而实际上，法西斯政府通过压迫和恐吓将估值成本转嫁给了劳工。
这完全符合已经显而易见的法西斯主义社会优先事项；控制劳动力一直是雇主支持法西斯主义的根本原因。
毫不奇怪，甚至在1925年以前，农业和工业的工资都受到了不利影响。
在农业方面，土地所有者压榨过剩劳动力，随意减薪，对于本已严重就业不足的劳动力市场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在工业方面，裁员没有那么公开，但通过劳动力改组，造成劳动力技能下降，同时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变相的裁员依旧发生。
伴随重估而来的是经济衰退、更高的失业率和法令规定的工资削减（1927年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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