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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配额90的通缩效应，物价下跌，但工资下跌得更多、更快，并对国内需求产生了巨大影响。
工作时间经常延长。
法西斯联盟有时为了挽回面子而组织抗议，但无力进行有效干预；企业家则直接越过他们向墨索里尼表达诉求，而墨索里尼不会为了保护工人而疏远强大的支持群体。
危机与政权巩固（1927—1934年）
尽管货币重估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农业和工业出口商受损尤为严重，但它确实巩固了墨索里尼的政治基础，使法西斯主义得以在通货紧缩的直接影响下生存，并在1929年后吸收了国际危机的影响。
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根据得到法西斯宣传推动的民间传言，意大利受大危机的影响比其他许多国家要小，但事实并非如此。
大危机只是来得比其他地方晚一些，最糟糕的一年可能是1932年。
危机极其严重，并累积了货币重估危机的不利影响。
但看上去没有那么明显，因为在仍然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中，农民家庭承受经济危机的弹性极大，第一代城市工人被迫返乡，经济危机的影响得以掩盖。
尽管如此，城市失业率迅速上升，工业三角地带的北部城市尤为严重，这让当局有些担忧。
面对困难，墨索里尼迅速作出反应，他向财阀统治的弊病宣战，并宣称已经取代了资本主义。
现实情况是，对危机的反应只是权宜之计，而且半心半意。
大规模的公共工程计划吸引了公众的注意（虽然这些计划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可能相对较少）；土地复垦计划继续推进，但比较低调（没有进入关键的最后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复垦的土地应该被分割并委托给无地农民，因此，它变成了以消耗公共支出为代价的对私人土地的改善）；意大利人不断被告知，“乡村主义”
是解决问题的出路——这是一种相当温和的尝试，旨在补偿农民长久低下的生活水平，并阻止他们向城镇迁移。
和法西斯主义的其他方面一样，这里的措辞是为了让现实变得更容易忍受，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对法西斯主义者来说，农村就业不足在政治上比城市失业的危险要小。
与此同时，公共部门的就业也随着国家官僚机构的扩大而大大增加。
这最后一个因素可能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这场危机没有给政权带来更大的不稳定。
但也有必要记住，警察的控制方法十分完善，并且非常有效（在这段时期，因单独的个人抗议活动而被捕的人数确实显著增加），大萧条造成了就业者和失业者之间的分裂（许多新城市化的失业工人害怕被送回原来的公社，因此保持沉默），法西斯主义者对劳动力交换、休闲场所、公共工程、补贴和施粥室的几近垄断，使得与该党派的接触成为不可避免的行为。
事实上，似乎没有理由怀疑，意大利的大萧条非但没有造成不稳定，反而加强而不是削弱了独裁统治。
即便如此，这场危机决定了法西斯政策的重大变化，一方面突出了重估政策中隐含的经济孤立主义和国家自给自足的倾向，另一方面突出了侵略性扩张主义的倾向。
高估的里拉为了进口牺牲了出口，即使在国际危机爆发之前，意大利的外汇来源就已大大减少。
1929年以后，情况更加糟糕。
大萧条之后的国际保护主义趋势使得出口更加困难，美国资本回撤，意大利经济的传统生命线——意大利移民的汇款和旅游业的输入，几乎枯竭。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与英国和美国合作来提高意大利的声望已不再可行。
至少就贸易而言，这两个国家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撤出欧洲；显然，英美牌已不再有效。
这使得意大利经济地位的弱势得以凸显，与此同时，意大利政策的一个主要制约因素已不复存在。
意大利可以，实际上是被迫地去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和新方法来改善国际地位。
在贸易方面，德国（和中欧）提供了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甚至在希特勒出现之前，意大利的贸易就已经急剧转向德国的被《经济学人》称之为“以煤换柠檬”
的双边易货体系。
随后的意识形态联系只是加强了而不是决定了商业关系。
在寻求声望方面，危机带来了非常明显的基调变化；法西斯主义在国际舞台上变得更加尖锐和咄咄逼人，反映了欧洲从合作走向竞争的普遍趋势。
意大利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根据所处社会阶层而有所不同。
大型企业——钢铁、化工、电力——实际上从有利于集中和垂直一体化的措施中获益，比如，它们从1933年IRI（国家控股公司工业重建研究所）的成立中获益。
IRI加强了重工业与国家之间的联系。
尽管由于与德国和中欧其他国家的双边协定，农业出口在20世纪30年代有所增加，但农业遭受的损失更大。
工人和农民本已很低的生活水平再次大幅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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