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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8年的大选中，该党赢得了48%的普选选票，并主导了联合政府。
到1963年大选时，这一比例已降至38%，相当大一部分选票从执政党手中流失。
在同一时期，支持共产党和社会党的选民比例从31%升至39%；极右翼政党的得票率稳定在6%至7%。
因此，到20世纪60年代初，如果所谓的反民主极端主义的选票比例超过了民主中心联合力量的选票比例，那么这个国家就有可能变得完全无法治理。
社会党从左派反对党转变为执政党，成功阻断危险，这一行动后来被称为“向左翼开放”
。
对于一个从未赢得明显超过15%的普选选票的政党来说，社会党在随后30年的意大利政治生活中，即使并非始终都是一股良性力量，但也非常具有影响力。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世纪之交，经历了两次戏剧性的分裂，一次在1921年，另一次在1947年，极大地削弱了它的力量，对更大、更强的共产党产生了严重的自卑情结。
这种情结反倒有助于其在截然不同的形势下求得发展。
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西欧社会主义政党中，它是唯一一个始终与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政党，并在国际事务上坚决反对大西洋主义。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社会党立场发生转变，进行了一场恶性的反共运动。
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即使有选票和组织力量方面的不足，其在中左翼的战略地位也能够弥补这些不足。
其10%至15%的选票份额（纯比例代表转化为相似比例的议会席位），使其成为中间派政党一个有吸引力的潜在盟友。
只要冷战持续，只要社会党将左翼团结置于其政治战略的核心地位，这种潜在可能性就不可能实现。
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末，情况发生了变化。
去斯大林化正在破坏苏联模式的可信度，在党内，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密切关系受到了攻击。
该党开始谨慎地走向更传统、更明确的社会民主前景，这与天主教民主党正在发生的变化不谋而合。
天主教民主党的几位领导人意识到中间派联盟模式的不可行，开始向社会党示好，并鼓励在地方政府中与之结盟。
将联合政府扩大到左翼不仅仅是简单的席位增加，还需要大量的政策修订。
即便意大利自由市场经济经历奇迹发展，取得巨大成功，到20世纪60年代初，对政策修订的需求越发迫切。
移民、城市化和经济增长迫切需要该国行政结构和福利制度的现代化改革。
这在北方工业城市最为明显，那里人口增长迅速，计划外的投机扩张、过度拥挤、高租金和超负荷服务等情况突出。
与西欧其他国家相比，意大利工人觉得自己的社会福利少得可怜。
行政和立法方面的缺陷使问题显得更加突出。
许多社会服务是由财政拮据的地方政府提供的，大多规模太小，无法有效运作。
他们大多倚仗中央政府的特别赠款和贷款，而中央政府的相关立法基础薄弱，根据地方名流在罗马发挥政治影响力的不同，地方之间差异明显。
公务员制度本身也存在较多问题。
招聘和培训急需彻底改革，以减少对19世纪法律基础的依赖，更多地体现现代管理价值。
可以想象，“规划”
成为20世纪60年代初的流行口号，包括改革派社会党、中间派共和党、左翼基督教民主党都采纳了这一口号。
“规划”
的确切意思各不相同。
一种观点是，它仅仅意味着公共当局对私人市场进行更好的监管，特别是在城市规划和建筑管理方面。
另一种观点认为，它意味着一种接近中央计划经济的实际规划控制体系。
偏中立的观点则认为，它暗示了一种指示性经济规划的形式，这种规划是法国政府在战后年代经常实行的。
国民经济至此有了宏伟的计划。
预算部更名为预算和经济规划部，并最终制定了1965年至1969年的五年发展规划，但讽刺的是，该规划直到1967年才得到议会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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