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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天主教民主党一直控制着联合政府，1968年大选后，乔瓦尼·利昂纳、马里亚诺·鲁莫尔和埃米利奥·科隆博追随莫罗的脚步成为总理。
事实上，联合政府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直持续到1972年，即使在那时，它也只是被短暂地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旧的中间派模式，这种模式很快被证明缺乏可行性。
到1973年，社会党重返政府短暂执政，一直到1976年那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选举。
然而，1964年的危机凸显出意大利在适应自身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困境。
经济增长促进了通信的发展，选民视野更开阔，要求随之增多。
经济增长正在改变劳动力市场的力量平衡，这一点在60年代末变得尤为明显。
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国家不得不面对选民在更好的福利、养老金安排、教育和公共住房方面的需求。
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福利国家的模式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意大利选民开始横向比较。
20世纪50年代的意识形态斗争转移了对改革的要求，但选民们逐渐对改革议程可能包含的内容有了自己的想法。
意大利之所以比其他地方更难满足这些要求，原因在于政治体系的复杂性。
只要左翼被强大的共产党所统治，就不可能掌权，尽管意大利共产党自称与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不同。
在幕后，在议会委员会和其他半私营领域，共产党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对政策施加了一些影响力。
但是，在不断增长的改革要求面前，为适应当权党派的要求，意大利共产党继续被定义为反体制、反民主的。
但这无法阻止支持共产党的选民人数长期以来的缓慢增长，1976年，共产党选民以34.4%的选票达到顶峰，但是选民增长速度可能有所放缓。
因此，由于共产党被孤立在对立面，改革议程必须由一个跨越政治版图中心的政党联盟来管理。
政党联盟内部的谈判总是很困难，因为他们为大多数相同的选民而竞争，而且总是寻求短期的选举优势。
由于该国社会结构在各党派内部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困难叠加。
南方有大量失业和未充分就业的选民，很大比例的活跃选民都是从事小规模的个体经营活动，因此对公共资源的竞争相当激烈。
向南方的区域性转移和对特殊群体的补贴使得这个新兴的福利国家只靠有限的纳税人缴税支撑，同时税基也并不固定。
对个体经营者偷税漏税的容忍变成了一种隐蔽的补贴形式，而受雇的工人发现自己的税负越来越高，因为他们的税可以直接从账户扣掉。
在福利国家的发展中，受雇的工人拥有最大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意大利工人阶级成为自己福利成本的主要贡献者。
公共部门对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政治代表制的悖论负有责任。
这个悖论就是：执政党，尤其是天主教民主党，正在逐渐成为其队伍中公共部门员工比例过高的政党。
特别是在南方，公共就业作为解决长期失业的方案得到了扩大。
工资水平有限，但社会保障很好，找两份工作很常见。
但正是因为执政党积极寻求公共部门人士的支持，提高生产力的改革变得越来越困难。
没有人质疑公共部门改革——再培训、重组和重新分配公务员——的必要性。
负责官僚体制改革的部长在历届内阁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但执政党越是依赖公共部门员工的选票，他们就越屈从于公共部门工会，这些工会只关注工资发放、薪酬和工作条件，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在意大利战后历史上经常被视为一个浪费机会的时期，那首先是因为执政党无法处理这些事态发展的后果。
20世纪60年代，政治代表制陷入了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
天主教民主党逐渐失去其宗教内涵，坚定的天主教徒选民人数自然有所减少。
鉴于这种情况，它扩大选民基础，赢得在政治上得到帮助的南部地区选民和公共部门员工的支持。
随着公共支出的扩大，天主教民主党以前作为私营部门喉舌和市场经济代言人的角色变得模糊不清。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党开始走一条类似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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