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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艺术的归宿：音乐性与雕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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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时间—历史”
意识，是他们将个体意识融化于群体意识之中的最主要的手段，因而，他们对时间延续性和历史继承性的重视远远超过对空间视野的开拓，总是要自觉不自觉地化空间为时间；希腊人则从来没有真正的历史意识。
当血缘观念被个体意识淡化以后，希腊人只是在神话想象和浪漫情趣中体验着群体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同一，这种和谐同一根据每个艺术家灵感爆发的那一瞬间的幻想，而有着极其多种多样的色彩。
因此，他们对空间的广延性和现象的瞬间性要比对历史传统的继承看得更重，总是要自觉不自觉地化时间为空间。
中西意识形态由其现实根源中带来的这两种不同倾向，首先体现在他们的历史和神话中。
中华民族产生于远古图腾崇拜和原始表象的神话传说很早就被历史化了，从伏羲、神农、黄帝，中经少昊、帝喾，直至尧、舜、禹，其年代世系看起来是那么言之凿凿。
这些“历史”
的真实可靠性在这里倒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历史主义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中国远古神话和巫术礼仪的浪漫气质一开始就大失光彩，它分裂为社会功能截然不同的史与诗。
与此相反，在希腊民族那里，远古氏族的种族记忆却被神话化了。
不但著名的荷马史诗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整个历史变成了人神杂处的一团混乱，甚至亚历山大还没有逝世，他的历史便已开始融化在狄奥尼苏斯传奇中；恺撒说他自己是维纳斯的后裔，也并没有人觉得有什么荒诞。
希腊神话并非完全是凭空捏造，它往往真实地反映了一定的史实，如近代特洛伊古城的发掘就是根据荷马史诗提供的线索进行的。
正是希腊人丰富的幻想与高度的现实感相结合，产生了古希腊历史与神话的综合体——史诗。
黑格尔对这一点进行过深刻的剖析，认为史诗的产生本质上是属于这样一个“中间时代”
：“一方面一个民族已从浑沌状态中醒觉过来，精神已有力量去创造自己的世界，而且感到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种世界里；但是另一方面，凡是到后来成为固定的宗教教条或政治道德的法律都还只是些很灵活的或流动的思想信仰，民族信仰和个人信仰还未分裂，意志和情感也还未分裂。”
[147]荷马时代正处于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过渡的阶段，希腊人的原始群体观念已开始崩溃，个体意识正在形成中，城邦契约关系尚未成为束缚个性的硬性制度。
荷马史诗的产生恰好为一种新型的、建立在个体意识基础之上的普遍性意识形态提供了形式，它成为后来完全个体化了的希腊人在天文、地理、历史、社会、哲学、艺术和宗教各方面的百科全书，对把希腊世界的公民原子维系为一个统一的文化整体起了重大作用。
中国的情况则相反，原始群体观念在这里直接蜕变为宗法式的政治法律和道德规范，或如黑格尔所说，已“独立地显现为一种固定的法律、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之类散文性的安排”
[148]，“先王之道”
已在历史记载中成为人民行为规范的唯一教科书，用不着史诗来充当一种过渡时期的意识形态。
于是，“面对着这种本身已成定局的现实情况，人的心灵有时就转向由主体情感思想所形成的一种仿佛是独立自在的世界，不使情感思想之类因素表现于行动，而只是在它们上面流连玩索，于是就表现个人的内心生活于抒情诗”
。
[149]
这就带来了希腊诗歌（史诗）与中国诗歌（抒情诗）的一个重大区别：雕塑性和音乐性。
希腊史诗正因为要起一种将各个独立公民联结起来的作用，它就必须具有一种不带个人主观色彩的客观性和模仿性，否则便无法获得可供广大公民共同欣赏的普遍性功能。
荷马史诗中的人神形象大都具有丰富的个性，是希腊社会生活中人物典型的反映。
一个个的男神、女神和英雄，在一系列事件、场景和动作的展开中让自己的性格凸显出来，就像一座座雕像让人转着圈子从各个角度观摩，人们可以反复讨论它们、研究它们，在群众性的赛诗会上一段段地朗诵它们，就像评论一些活人和一些真实事件那样。
如果说，当年盲诗人荷马还是和着竖琴将史诗弹唱出来的话，那么至少在雅典的繁荣时代之前，适应着全民教育的需要，史诗已脱离了对音乐的依赖而由诵诗人单独地朗诵和背诵了[150]。
“古希腊诗全不用韵”
[151]，也正说明这种诗本质上的非音乐性，因为诗韵总是对主观情调的表达，而希腊人看重的是客观形象的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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