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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前述诸人提倡直面悲剧实际上是希望中华民族面对汹涌而来的世界性的近现代化潮流，重新培育一双直面真实的眼睛和一个穷思极想的头脑。
没有这样的眼睛和头脑，中华民族将永远被近现代拒之门外。
其次，从悲剧问题切入，思考关于宇宙社会人生以及个体精神、灵魂中更为深细的问题，无疑将提高人的精神素质，导致人精神上的近现代化，而这也是中国人走向近现代必具的文化心理条件。
如前所述，悲剧问题涉及的不仅仅是善恶冲突、恶压倒善的问题，还有令人更加触目惊心的善善冲突两败俱伤的问题。
如果说认识善恶冲突需要人有善恶判断能力、对于善的信仰，那么，理解善善冲突则需要人有同情、宽容的胸怀，在意识到人类共溺苦海，必须同舟共济的基础上，把中庸、正义、博爱作为人类为避免悲剧性冲突而必具的道德提到思考的日程上来，自觉地形成道德的内驱力量，将道德内在化、自觉化。
如果说一般所谓善恶判断总与个体或集团的利益相联系，必然会带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最终只能以强权解决善恶判断问题，使善恶冲突永无已时的局面，那么，人人具有同情、宽容的胸怀，将道德尤其是“爱”
的情怀内在化、自觉化，则能够解决什么是真正的善的问题，为善恶判断提供一个终极根基。
因此，思考悲剧问题，必然使人从建立在一般善恶判断上的世俗关怀走向建立在同情基础上的终极关怀，从而提高人的精神层次，使人类的共存共荣具有合理性。
由此也就必然引导出以同情为基础的平等、博爱、自由等概念。
而使这三大概念深入人心，变成人不可抑止的内在欲求，是走向近现代必具的文化心理条件。
事实上，一切促使古代走向近现代的改革、革命必须以此为宗旨，否则就是假改革、假革命；而要使这种改革、革命不至于堕落为假改革、假革命，不让改革、革命的果实为专制独裁者所篡夺，绝大多数人具有上述欲求又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因此，按照上述内容提高国民精神素质，是近现代史上真正的改革、革命必须承担甚至必须首先承担的义务，也是它必须履行的承诺。
当然，如何将以同情为基础的平等、自由、博爱等终极价值关怀与以矛盾冲突乃至斗争为基础的改革、革命等世俗价值关怀结合起来，在逻辑上是一个难题。
按照终极价值关怀，人应该爱一切人，哪怕对方是你的仇敌；绝对不能以恶抗恶，因为人一沾恶就有可能永远为恶，并引出以恶抗恶的永世轮回。
按照世俗价值关怀，人应当随时判定当下善恶，并用一切手段与恶作不懈的斗争，以期在否定之否定中推动社会和人类的进步。
这两者在逻辑上不能并立。
然而，历史事实又证明，人能够超越这种逻辑悖论而将两者比较完美地结合起来，通过改革或革命为平等、自由、博爱奠定社会制度基础，并使这种社会制度经常平和地处于不断改善之中。
这里需要的不是各执一偏的争论或勉为其难的逻辑弥合，而是无私无畏的卓越领袖和卓越人民。
另外，如何在道德化的前提下保持人类的生命活力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这里须要走出的误区是，只有人与人之间永远以私利为基础进行残酷的斗争，才能使个体生命、社会、人类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
这种误区的出现，实际上是某些人在促使人类道德进步、社会进步、文明进步方面无能为力并因此绝望、自暴自弃、对人类生活采取“破罐子破摔”
心态的表现。
事实上，只有当人们走向了近现代，将平等、自由、博爱精神渗入了社会制度之后，才能为保持人类的生命活力提供坚实的基础和真正的保证，才能为生命力的扩张提供广阔的天地，才能使人的全面发展不是一句空话。
尼采在提出生命力论时没有对此作出分析，是他的重大失误，他的理论为法西斯主义所利用，他本人无辞其咎。
然而，他提出的如何保持人类生命活力的问题却是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由此，直面悲剧、建构道德、勇于改革与革命、保持生命活力就构成了悲剧问题涉及的四大内容，组成了思考悲剧问题的四维空间。
在这四维空间所形成的张力中穷思极想，将极大地丰富人的心灵，提高人的精神素质，为创造人类新社会、新生活准备条件。
应该说，中国部分知识分子从悲剧问题切入，经过三四十年的思考，已为中华民族走向近现代奠定了一定的文化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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