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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通过董晚秋的口记极其细腻地展示了她惟一期待的是丈夫赐予“幸福”
的病态心理，而她为之献出了一切的丈夫吴恒却偏偏又是一个寡廉鲜耻的伪君子，则不仅点明其性格悲剧的并非偶然，也显示出作家对束缚着于百万中国妇女的传统心理充满深切的忧愤和怜悯。
在董晚秋的自杀案中，梅祯和另一位“名律师”
何钮的境界分野，在于对董晚秋与其夫吴恒之间毫无爱情基础，名存实亡的“婚姻”
判断上。
何任的出发点是如何塑造自己所谓“愿跑断双腿，磨烂自己的嘴唇”
，“促使即将离异的夫妻破镜重圆”
的动人形象，而干方百计说服当事人把婚姻维持下去，终于酿成了董晚秋自杀的惨剧。
梅祯却是立足于现实，清醒地看到董晚秋一生最大的愿望只是给住吴恒的心，她只为这种盲目的爱情活着，“爱”
成了她的惟一精神支柱。
这正是前面已述及的许多中国女性的重大弱点。
梅祯痛感当人们为着董晚秋不失去那无望的“爱”
而四处努力时，却没有人能把她从这种狭隘的“爱”
的囚笼里拉出来，增强其自尊，以避免上述惨剧的发生。
正因为梅祯不带任何虚伪的功利动机，她才能从这个清醒的认识出发，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大胆推翻吴恒谋杀董晚秋的“铁案”
，认定董晚秋是自杀。
这不仅是她与何任之间境界的分野，也是她的力量所在。
其他人物的表现也颇为细致。
在描写律师方泊定的才干抱负时，不忽略他在“言风娇遗产案”
中也有拘私枉法的一面，在批评他承办“女流氓杀人案”
玩弄小聪明时，又不否定他想伸张正义的初衷。
1957年被划为“右派”
，二十多年的磨难并未消磨他的雄心，他懂得在一个未曾有过法制的国家要建立法制所必须付出的努力，很想为此建功立业，他也确有成为大律师的风度才干。
但在“言风娇遗产案”
中，他却抹不开范家借房子给他办律师事务所的面子和上面“打招呼”
施加的压力；帮着范家硬是否定了沈惠婷是遗产法定继承人这明明白白的事实。
为着事业，他在“女流氓杀人案”
中不惜冒险到北京去“走后门”
，面对儿子小天的经济案却坚决不肯插手。
在同何任的婚姻问题上，他也陷入两难之中：他爱的是梅祯，后者的丈夫庄世同临终前又曾把妻子托付给他，他理应拒绝何任的复婚要求，而同梅祯结婚；但他知道若不同何任复婚，他就保不住律师事务所主任的职务，失去做事业必需的权力。
于是，还是为着雄心和事业，他不得不跳进感情上的痛苦深渊：同何饪复婚。
这个人物的悲剧并不完全是性格悲剧，还有着许多历史和社会的复杂因素，这是一个颇有心理深度的人物形象。
庄世同、何任等也都各有个性特色和心理内容。
庄世同在1957年那场政治风暴到来之前，屈服于巨大的压力，不得已违心地劝说梅大律师放弃那桩冤案的正确辩护，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其内心承受的犯罪感是不难想见的，所以他几十年一直隐姓埋名，不再出庭；但他用自己的生命来关心和支持妻子在法庭上伸张正义，又表现出这个善良的司法工作者胸中跳动着的始终是一颗正直的心。
这个人物形象寄寓着对历史的深沉反思。
何饪则属于多年来一帆风顺的一类。
她表面上道貌岸然，实则城府很深，方泊定被打成“右派”
以后，她同方离了婚，可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她眼看着方泊定风采不减，前程远大，就一方面向上告密陷方于挨整的地位，另一方面乘机利用方不能舍弃事业的心理与之做交易，终于达到了复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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