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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的普及，可以使我们想像当时的监狱是何其之多。
《二十四史》里关于监禁和“徒刑”
的记载更是不胜枚举。
怎么能说到十六世纪后欧洲才出现监禁呢？怎么能把监禁的账单单算在“现代性”
的头上？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实践经验的表达，所以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的文化创新来解决，不能靠复制照搬走捷径。
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曾经想copy（复制）西方，非洲就有个“beento族”
，因为这些人一开口就喜欢说：Ihavebeento某个欧美国家。
意思就是我去过哪个欧美国家，说得多了，人们就把这些人叫做“beento”
。
这些人算是精英，喝过洋墨水，或者还拿了洋文凭，或者恨不得把一身黑皮变成白皮。
由于很多非洲国家没有自己的大学，他们要接受高等教育，也只能到欧美去拿洋文凭。
他们从小学幵始也多是直接用欧洲教材，一开篇就读“我是高卢人”
或者“我是英格兰人”
。
这应该是很西化了吧？多党制、市场化、基督教等等，他们把这些东西都学到非洲去了。
也是很西化吧？听说最近有些中国学者提出要靠基督教救中国，其实这一点非洲早就做到了，只是没能够救非洲，基督教在那里的广泛传播，并没有使非洲很好地发展起来，也没有民主或自由起来。
上帝也不是处处管用啊！
恰恰相反，正是这些“beento”
搞乱了非洲，用洋教条窒息了非洲的自我文化创新能力。
我们中国有没有这样的“beento”
？有的。
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资本主义的教条主义，还有其他各种教条主义，都有这些“beento”
的影子。
中国人从先秦一直到盛唐，都表现出非常突出的文化创新能力，宋以后就不大行了，鸦片战争以来更是一个沉睡的时期、萎缩的时期，甚至是一些人恨不得把这种能力消灭的时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作家说“我从不看中国的书”
，可以得到满堂喝彩，好啊，这才是真解放！
才是真前卫！
但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这种发展遭遇各种深层矛盾，这块土地上的情况有了一些变化。
我这里给大家介绍不久前关于农村问题的讨论。
提出这个问题的学者中有一个叫温铁军，曾经以一篇关于“三农”
问题的文章，获得过“长江读书奖”
中惟一的论文奖。
还有黄平，是社科院社会学所的一个副所长。
他们与更多的人一起，长期在农村做调查研究，终于发现在中国农村既不能搞“公有化”
，比方搞那种“文化革命”
时期的“大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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