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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能搞“私有化”
，比方搞土地兼并。
为什么呢？表面上看，如果不容许自由兼并，就没有大农场化，就很难实现规模效益，是永远的“小农经济”
。
但一旦那样做了，可以预见，不要多久的时间，土地就会兼并到极少数土地所有者手里。
照专家计算，为了实现最佳效益，雇用一亿多农民就够了，那么其他近八亿农民怎么办？到时候他们连一小块土地都没有了，就会变成真正的无产阶级。
（众笑）社会怎么面对这个问题？能不能消化这个庞大的无业、无地甚至无家的“三无”
大军？
西方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姓“社”
或者姓“资”
的药方都不管用，倒是老祖宗们提供了一些经验。
从春秋时代的“井田制”
，到汉代的“限田法”
，北魏的“均田法”
，中国历史上任何开明皇帝和造反农民都要反兼并。
这些经验有个特点，就是“责任制”
高于“所有制”
。
西方重“所有”
，如果这个杯子是归我所有，那么我怎么处置都是我的权利，我砸掉它也行。
中国重“责任”
，如果这个杯子归我所有，那么我可以享用它，但没有权利随意处置，比方说砸掉是不行的。
这样，中国的“所有”
实际上只是“有限所有”
，是“责任”
制约“所有”
。
钱穆先生说：这就是中国文化。
我在乡下当知青的时候，农民告诉我，清朝的土地制度很特殊：三寸表土是私人的，三寸以下的底子土是皇帝的、国家的。
这是一种什么制度呢？这是一种又公又私的制度，用现在的政策语言来说，叫做“统分结合”
。
这个里面有中国文化精神，有“中和”
之道。
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并不是要转过来“全盘中化”
，照搬老祖宗的成法。
恰恰相反，事情往往是这样，只有通透而不是皮相地了解了西方文化，只有深入细致而不是走马观花地了解西方社会，才可能重新珍惜和利用中国经验。
我有一个朋友叫陈嘉映，留美多年，翻译过《存在与时间》这本很著名的书。
他最近提出要建立中国的汉语哲学，因为所有西方概念都加起来，也不足以解决我们现实所遭遇的问题；还因为每一个西方概念，都不能在汉语里找到完全对应的词。
比方说“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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