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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说是一种时代的局限。
当时不只我一个，贾平凹、张抗抗、陈建功、刘心武等等，都在写“问题小说”
，都写得比较粗糙。
但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我对此并不后悔。
你要知道，作家首先是公民，其次才是作家，有时候作家有比文学更重要的东西。
施叔青：后来由于什么样的契机，才改变了你的创作理念？
韩少功：我读大学时，与莫应丰等朋友一道在大街上和校园里，发动了湖南最早的“民主墙”
运动。
后来我又参加过学潮。
正是这一系列亲身体验，使我对自己的政治行为有所反省。
挞伐官僚主义、抗议特权、揭露伤痕、要求民主和自由，这些固然很重要，但政治和革命能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在另一方面，具有良好效益的政治和革命，需要哪些文化的和人性的条件？一想到这一层，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
恰好在这个时候，国门大开，很多西方的学术和文学作品一拥而入，使我们受到刺激和启发，眼界大开。
我希望自己对人性、文化有更多的关注，对新型态的小说有所试验。
至于后来把小说写成那样子，则始料不及。
楚文化
施叔青人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四年，很多知青作家不约而同地关注自己的文化背景：贾平凹的《商州初录》搜寻陕西古老秦汉文化的色彩，李杭育的葛川江吴越风情小说、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等，开始一片寻根声浪。
你发表于一九八五年的《文学的根》，是最早自觉地阐述这种寻根意向的文章。
韩少功：很多知青作家关注本土文化传统，与他们的经历可能不无关系。
他们或是当下放知青，或是当回乡知青，接触到农民和乡村，积累了一些感受和素材。
你应该知道，礼失求诸野，很多中国文化的传统是保留在农民和乡村那里的。
就算是“文革”
中的“横扫四旧”
，农村受到的冲击也相对少一些。
施叔青：听说“寻根”
是你和叶蔚林一些湖南作家聊天聊出来的，能否谈谈酝酿的过程、当时的时间空间，以及你的心态？
韩少功：这个话题我同叶蔚林聊过，他很感兴趣。
我也同外省的一些作家聊过，比如李陀、李杭育、李庆西、陈建功、郑万隆他们。
一九八四年杭州会议期间，还有一些搞理论的朋友也参与其中。
大家当时都有同样的感觉，怀疑“问题小说”
写到那种程度以后，再往下还怎么写？很自然，大家也都会谈到，文学中政治的人怎样变成文化的人。
当时其他领域也出现了对文化传统的关注，比如杨炼和欧阳江河的诗歌，比如谭盾的音乐。
谭盾是湖南人，当时到了美国，写作《风》《雅》《颂》那一批作品，技巧是现代的，精神气质又是很东方的，有种命运神秘感、历史的沧桑感，让我吃了一惊：啊，音乐还可以这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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