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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中国人有古典辩证法的强大传统，所以有人把辩证法变成了变戏法。
韩少功：一般来说，中国人最少教条主义，最少机械论，但体现在社会行为上，就是变通有余，规范不足，就是人治大于法治，德治大于法治。
有时简直太没有规矩了，就像毛泽东自己夸耀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无法”
，就是没有法制；“无天”
，就是没有上帝，即没有宗教。
我们现在推进法制建设，除了财政成本高昂是一个难点，另一个难点就是没有“天”
，没有足够的文化传统依托，没有全民性“认死理”
“一根筋”
的习惯和氛围。
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建设法制，恐怕还需要漫长的学习过程，也需要从国情出发，勇于创造有自家特色的管理传统。
文化研究不应该止于进口
王尧：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文化符号问题。
九十年代，蔡翔对广告问题也有过研究，可惜他的那本《回答今天》没有受到重视。
韩少功：蔡翔很早就关注这一问题。
在八十年代后期，我记得吴亮也关注咖啡馆、剧场、博物馆等等，写过一些很有意思的文章。
还有南帆，在研究服装、面容、身体、影视、广告等方面也颇有心得，同样没有得到社会足够的关注。
在那一段时期，可以看出罗兰·巴特在中国的影响。
杰姆逊到中国讲学以后，唐小兵翻译了那个讲稿小册子，使后现代主义理论在中国浪潮初现，也促进了很多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
到九十年代中期，李陀、戴锦华、王晓明等学者在文化研究中强调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把很多文化现象置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语境里来考察，符号解读中有了更多现实批判的锋芒，似乎离罗兰·巴特已远而离福柯更近。
王尧：文化研究在大陆学界是方兴未艾，从事文学批评的许多学者在朝这方面转。
在你看来，弊端在哪里？
韩少功：文化研究是一个大筐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装。
在我看来，中国在八十年代已经有了广义的文化研究，但那是在所谓启蒙主义的框架里展开，所以就内容来说，是一味地“崇西贬中”
；就学理方法来说，还是“宏大叙事”
。
《河殇》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无非是说西方的海洋文明如何好，中国的黄土文明如何糟。
且不说这个结论对不对，这种眼界和方法显然是很有问题的。
进人九十年代的中期，文化研究有了更广阔的天地，实际上包括了政治经济学的、文化人类学的、文学艺术等各种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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