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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方言主义者
王尧：使用普通话以后，语言作为一种有效的交流工具，使互相隔绝的各个方言区得到沟通。
但放弃一些方言以后，很多文化的遗存瓦解掉了。
这也是一种损耗。
韩少功：普通话是一个民族国家建制的一部分，所以也常常叫做“国语”
，有时也叫做“官话”
。
其实所谓普通话本来也是方言。
当年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如果一时心血**，搞点家乡主义，把湖南话定为官话怎么办？那一来，北方话就成为方言了。
所以就语言本身而不是它的社会功能来说，我不承认有什么普通话，只有大方言和小方言的区别。
北方话是大方言，湖南话是小方言，如此而已。
王尧：但民族国家的管理把某种方言变成了普通话，提升为一种法定的公共交流工具，就使这种方言发生了变化。
韩少功：就像英文在世界上的扩张，普通话也在中国境内扩张，而且像英文一样曾经借助国家权力的推动。
这样做的好处是交流方便了，但普通话出现了跨方言、跨地域、跨文化现象，在很多地方有文化性削弱和工具性加强的趋势。
我们说老舍、邓友梅、林斤澜、陈建功、王朔的北方话很“地道”
，又说广东、福建、湖南等地作家写的北方话“不地道”
，为什么？因为前者写的实际上是方言，或者说是作为方言的北方话；而后者写的是普通话，是作为普通话的北方话。
两个“北方话”
不是一回事。
前者文化性更强，所以更丰富、更鲜活、更多形象和氛围、更有创新的能量——这都是文化的应有之义。
而后者只剩下工具性，文通字顺，意思明白，但是少了很多“味”
，就是少了创新的动力。
王尧：有些外地作家常常对京城作家既羡慕又不服气，觉得他们在语言上占有天然优势。
韩少功：这是没有办法的，就像印度、菲律宾、南非等地的作家看英国作家，也是没有办法的。
这些作家如果想获得普通话的文化活力，一般的办法，只能是从他们的本土方言中去找，从他们的母语中去找。
陕西话“养眼”
，意思是漂亮、美好，比如说“那个女孩真是养眼”
。
有点意思吧？广东话说“生猛”
，也有点意思吧？这些就是由外地作家引入普通话的方言词。
很多外地作家都在做这样的工作。
王尧：东北的、西北的、四川的作家做得似乎方便一点，但南方各方言区的作家也在努力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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