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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从世界范围来看，印度、菲律宾、南非等地的很多作家也在这样丰富和改造着英语，使英语变得五花八门。
对于保存和发展文化来说，这未尝不是好事。
但这种普通话的丰富和改造还是有限的，并不能取代方言。
有些陕西的、湖南的、江苏的、广东的笑话，还是无法翻译成普通话，一翻译就没有意思了，不好笑了。
可见语言中有些东西是不可译的，就像数学中的质数，与别的数没有公约数，无法进行通分。
在另一方面，对普通话的丰富和改造，一般也只发生在文学领域，包括口头文学与书写文学，对文学以外的领域作用很小。
就算有作用的话，也是一个滞后和缓慢的过程。
现在有很多计算机翻译软件，翻译商务语言、政务语言、科技语言、旅游语言以及一般理论语言，大体还行，就是很难翻译文学。
用最好的软件来翻译文学，也不能省力，只能添乱，添大乱，任何一个文学翻译者都不会做这种傻事。
因为文学语言不仅仅是工具，更重要的是文化。
美国一个研究翻译机的专家说过翻译机能翻译文字，但不能翻译文化。”
我在一篇文章里引用过他这一句话，说明翻译机只能适用于那种最大公约数式的语言，即工具性的语言，对于文化精微处的表达，帮不上多少忙。
这不是技术暂时过不过关的问题，是语言的文化性本身具有非逻辑、非公共的特点，与计算机的基本工作原理相冲突。
王尧：如果语言只是工具，翻译软件当然是可以行得通的。
语言不是这样简单的事情。
韩少功：以为语言都可以通过机器来翻译，是工具主义、技术主义、理性主义的信念。
白话文运动以后，很多语言学家和语言政策专家都抱有这样一种信念，即把语言看成一种纯粹工具。
王尧：在写作中使用方言，其文化意义现在需要重新认识。
韩少功：出于专业的本能，我对于一切方言的写作都直觉地表示支持。
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还有《金瓶梅》，里面就有很多方言。
我不能想像，如果中国没有四大名著，如果中国没有老舍、沈从文、赵树理、艾芜、周立波这样一些作家，中文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当然，全世界的语言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
中文是一个语种，内部各种方言是亚语种，在更下的层次，还可能有亚亚语种。
不同层面都有相似的问题，比如说工具性与文化性的关系问题，公共性与非公共性的关系问题，还有精华与糟粕的杂处共存问题。
方言可能是地方性的“官话”
，也有工具性的功能，更不可能都是精华。
我并没有方言主义。
我们谈了语言的文化性，但并没有说这些文化不需要交流，不需要借助对外交流的工具，不意味着语言的工具性就是一个贬义词。
在公共交流和文化特异不能两全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做出一些权衡和妥协。
这也是我眼下写作的常态。
我尽量保全方言中比较精华的东西，发掘语言中那些有丰富智慧和奇妙情感的文化遗存，但我不能写得人家看不懂，必须有分寸地选择和改造，慎之又慎。
还好，连《马桥词典》这样的书都被翻译成了好几种外文，好像外国读者也能接受个大概，使我对这种写作态度更有信心。
王尧：我们必须看到语言是公共化和非公共化的两面，至少这两个面我们都要注意，我们在不同的领域运用汉语的时候，会有一些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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