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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欧洲人最恨别人吃狗肉，与他们对牧羊犬的感情可能是分不开的。
美国人喜欢枪，禁枪法案在国会总是通不过，与牛仔们对武器的感情也可能是分不开的，不仅仅是一个自由不自由的问题。
有些中国人常常用农耕社会的经验去想像西方，结果就闹出一些误会。
有一本走红的书，写到法国皇帝在凡尔赛宫开舞会，与臣民们一起跳舞，于是开始感叹：你看人家多风雅啊，多文明啊!哪像中国的皇帝呢？其实，跳舞是牧民们闲下来时最常见的娱乐方式，就像书法、篆刻、曲艺等等是中国农耕民族的传统，没有什么奇怪。
即使那个法国皇帝是个好皇帝，但跳舞也不能成为证明。
正像一个法国作家不能因为中国皇帝写诗、编书、写字、修史、唱戏，甚至装模作样地犁一下田，就惊讶万分，就认定中国皇帝比法国皇帝更高尚，或是中国文明一定比欧洲文明优越。
王尧：这涉及到解释学方面的一些问题。
我们总是在自己的知识背景中去认识他人，或是从今天的知识背景中去认识传统和理解过去。
古与今是个纵向的互相参照。
韩少功：古代欧洲人畜马畜牛，结果很自然想到了人，便把人也畜了，闹出了一个奴隶制。
他们看斗牛和赛马不过瘾了，就想看看人是怎样互相斗，这样就有了古罗马的奴隶角斗。
在东方，西藏同样有奴隶制的漫长历史，同样是对人畜关系的一种复制。
这是农耕文化里不那么主流的东西。
王尧：每一个制度后面都有复杂和深远的历史因素。
韩少功：我有一个朋友是出版商，不久前说想出版一套新编中国史。
他到乡下找到我，与我讨论史学。
我说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没有多少意见，但作为一个读者，总的印象是：我们现存的大部分史学教科书是见瓜不见藤，见藤不见根。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种史学基本上是帝王史、政治史、文献史，但缺少了生态史、生活史、文化史。
换句话说:我们只有上层史，缺少底层史，对大多数人在自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生存状态，缺少周到了解和总体把握。
王尧：中西方史学恐怕都有这个问题。
韩少功：钱穆说中国史学重人，西方史学重事；又说中国史是持续性的、绵延的，西方史是阶段性的、跳跃的。
这都是很精彩的创见。
但他的眼光还是局限于贵族和精英，具有儒家传统中最常见的缺点。
他曾经寄望于国民党政府，觉得蒋介石代表了贵族，有正统气象，因此对一九四九年的结局十分困惑茫然，身为历史学家却解释不了这一段历史。
王尧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
钱穆写《国史大纲》时首先感到苦恼的就是这一点。
韩少功：革命史学家们算是重视人民大众了。
像毛泽东，一看到造反的戏就鼓掌，说卑贱者最聪明，说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但这个能够向下看的史学，眼界还是不够宽广，比如他们关注的底层史只剩下阶级斗争，造反有理，只是把帝王将相史来了个倒置。
郭沫若跟着毛泽东批帝王将相，在“文革”
期间批到了杜甫头上，说杜甫是个剥削阶级代表，说杜甫在乡下的房子有“三重茅”
，是最舒适的别墅，把阶级斗争搞得太离谱，有点漫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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