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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史学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可能与“五四”
以后新史学的代表性人物有关，像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都是革命家兼学者。
革命史学家虽然也提到生产力，但“生态”
这一类东西很少进入史学研究的视野。
在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来以后，生态问题在中国的重视程度有了提高。
生态观在本质上也是一种世界观，对这个问题有新的认识，而且需要哲学上的思考。
现在的史学研究已经包括了生态史的研究。
韩少功：以前的知识精英大多养尊处优，不像底层民众那样，对生态压力感受得更直接和更强烈。
生态与文化的关系，生态与制度的关系，生态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直到工业化后期，直到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化时，才成为一个突出的知识难点。
全世界都想西方化，但化来化去，大部分没有化成，联合国的报告说，有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反而越来越穷了。
就算富了的地方，也不一定成为美国第二，比如海湾阿拉伯国家。
这才引起了知识界的思考:制度的移植是不是没有想像得那么容易和简单？是不是还得考虑其他更多的条件？中国人多地少，显然限制了土地制度的选择，也限制了劳动力升值的空间。
这就是生态制约制度的例子。
中国人最讲人情面子，一熟就和气，就“哥们儿”
，就把原则打折扣，极大阻碍了民主与法制的推行。
这就是文化制约制度的例子。
所以说，人们对现实的反思，启发了人们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可以说是一种“今为古用”
吧。
王尧：以古鉴今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包含着以今知古。
历史通过发现而存在韩少功：有外国学者已经说过：一切历史都是现代时。
如果我们现代人没有新的知识，就没法开始新的历史发现。
历史是通过发现而存在的，是用现代知识这个钻头从遗忘的暗层里幵掘出来的。
几年前，德国组织一次世界性的征文，题目是“现代性：来自过去的现在，或来自现在的过去”
。
我和杨炼、于坚当中文评审委员，觉得题目出得不错。
王尧：你觉得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正在产生吗？
韩少功：至少是大有希望吧？我以前喜欢一些英国学者，比方弗雷泽和汤因比。
他们是“日不落帝国”
的学者，有航海越洋的条件，可以到各个殖民地去游历，在西方学者中可能是最早具有全球意识的。
他们的研究一开始可能受到帝国扩张政策的鼓励，研究的结果却引导出文明的多元性，引导出文化相对主义，还有生态学、文化学一类新的知识领域，对“西方中心论”
实际上给予了最初的动摇，与摩根、泰勒等早期的文化人类学家大不一样。
法国的布罗代尔在此基础上多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有一点生态学和文化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味道。
他写资本主义史，首先从人们的经济生活写起，从人们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写起，甚至从物种、家具、疾病写起。
你可能觉得他写得有点琐碎，但他推导出来的结论很有力量，也往往让人吃惊。
比方说他很重视人口数量，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生活、经济和资本主义》这本书里，一开始就不厌其烦地加以详细考察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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