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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当然是构成广义生态的重要因素，特别值得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的学者们注意。
比方说文景之治、光武中兴之治、贞观之治，都有战乱带来人口大量减少的背景，人地紧张关系大为缓解是这些“盛世”
的基础。
又比方我们常说中国人性保守。
但《诗经》里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那时候恋爱很自由啊，而且入了“经”
，差不多是最高指示。
为什么后来出现男女大防？诸多原因之中，人口剧增恐怕就是重要的一条。
清政府“摊丁人亩”
，废了人丁税，大家不需要瞒报人口了，统计人口数便爆炸到三亿多，有一说是到了四亿多，其实可能只是以前瞒报的部分浮出水面。
这个数字至少是欧洲的五六倍，在有些时候甚至是十多倍。
到处都人满为患了，加上从西北地区开始的生态恶化，把玉米这些山地作物引进中国也不够吃了，你还让大家成天**怎么得了？《国语》里记载：越王勾践为了强国，为了增加人口，“欲民之多”
，便鼓励臣民们“**佚”
，证明了人口与风化之间的关系。
而宋代以后日益森严的男女大防，不但有巩固家族制的意义，也可以说是当时的避孕术，是不得已的节制生育运动。
当时没有避孕药和**啊。
至于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是另外一回事。
王尧：黑死病，伤寒症等成了最大灾难，造成了一次次人口大减，很多地方十室九空，几乎面临着绝种的危险。
韩少功：对，欧洲的人口压力较轻，缺乏农耕社会里普遍的植物知识和中草药知识，死亡率总是较高。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文化相对鼓励爱情和性，就有了生存的合理性。
基督教主张节欲，但也严厉反对堕胎，还严厉压制同性恋这种“开花不结果”
的行为，在中世纪把同性恋者拉去一个个杀头，也都有了生存利益的背景。
以致后来不少同性恋者，常常有一种反基督教专制的叛逆色彩。
王尧：一种文化的生成和延续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恩格斯曾经以中世纪为例，批评了历史是简单中断的观点。
韩少功：不了解当时的生态，包括人口、物种、地理等等情况，很可能就冒道德主义的虚火，说传统礼教只是一些居心不良的家伙所为，纯粹是不让我们中国人过幸福日子。
这种指责是一种最偷懒的解释。
历史上有没有坏人？当然有。
但从一个长时段、大范围的历史来看，个人道德因素是很微弱的。
大势好的时候，坏君坏臣也会办好事；大势不好的时候，好君好臣也会办坏事。
王尧：有人担心，注重生态会不会回到地理决定论？
韩少功：任何“决定论”
都是片面的、单元的、机械的，比如地理决定论就忽略了文化、政治等因素对地理的反作用。
我在印度的时候，发现街上有很多自由自在的猴子、松鼠、鸟，就像走进了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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