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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敌人的注意力有意引向长江以北，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对于鄂东鄂南两特委及十六军工作的决议》。
要求“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组织广泛的游击战争，建立各地苏维埃政权，以求得湘鄂赣边区的巩固”
。
严肃指出，“只有在这一苏区根据地巩固的条件下，才能冲破敌人四面的‘围剿’，才能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而给一、三集团军以直接的帮助。”
同时，还规定了“红十六军目前的作战方针，要求应与红一、红三军团主力取一致行动，以打破这一方面的当前敌人”
。
这样一来，周恩来就把已开始第二次“围剿”
的敌人分散或滞阻在南、东、北、西北诸方向，等于为中央苏区在粉碎第二次“围剿”
之前，就减轻了外围的压力。
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由于王明等宗派主义者残酷打击不同意见的同志，涣散了党的凝聚力，使得一些本来可以留在党内继续革命的同志离党而去；还有一部分革命意志消沉的同志，诚如周恩来说顾顺章那样“立三路线和四中全会都加深了他的动摇”
，有的离开了党，有的叛变投敌当了鹰犬……总之，在报纸上经常可见脱离共产党的声明。
结果，对各地的地下党组织，尤其是上海的地下党中央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与此同时，周恩来考虑到此次“进剿”
中央苏区的部队多为冯玉祥的西北军，为了便于从上层做西北军高级将领的工作，借以策应中央苏区反“围剿”
的同时，迅速地发展北方的革命运动，遂决定派熟悉北方情况的胡鄂公、杨献珍二人，去天津发展政治情报工作。
恰在胡、杨二人领任受命，刚刚到达天津之际，周恩来又惊悉：由于叛徒的出卖，顺直省委再次遭到敌人大的破坏，省委的多数负责同志落入敌人的魔掌。
为此，周恩来代表中央指示胡、杨二人：暂缓开展政治情报工作，立即与曾任天津税务局长的刘少白同志联系，先做营救被捕同志的工作。
也就是在这种前提下，中央于四月九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为确保中央的安全，讨论中央的组织和工作方式。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对党的秘密工作提出要求：“中央各部门要精简人员，要尽量减少文件，内部交通要用口头传达的方式，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不在家中办公，家中不放文件，党的领导人也要社会化、职业化”
等。
正当国民党军重兵压境，中央苏区各级组织和红军正在紧张地进行反“围剿”
准备的时候，周恩来不仅没有等来中央苏区制定的反“围剿”
战略，相反，传来的消息却是：“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代表团（即业已进入中央苏区的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内，对反‘围剿’方针出现了分歧。”
有关这次战略分歧，权威著作《毛泽东传》作了如下评述：
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最紧迫的问题还是要确定第二次反“围剿”
的战略方针。
会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
苏区中央局代书记项英等许多人仍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敌军的严密包围难以打破，并抓住中央三月二日指示信中“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
那句话，主张将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去。
还有些人主张“分兵退敌”
，认为这样做“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
。
毛泽东反对这两种主张，继续坚持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内的军民来击破敌军的“围剿”
，并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
他的意见只得到朱德、谭震林等人支持，在会上处于少数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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